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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申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
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
“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月份。”她嘟嘟囔囔地抱怨。
“你会游泳么？”
“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
“哪天表演给你看。”
“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的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又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种捉摸不定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
“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
“没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
“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是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
“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
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
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
“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
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修饰和忸怩作态的。
我取下一张她在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
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
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
“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衬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
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
“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
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
“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
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
“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色圆珠笔递给我。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
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略有些诧异地望着我。
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
“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
“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
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以满脑子对她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方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
我宿命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在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色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不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渲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个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
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进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措。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为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
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当时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真地作出一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
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
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着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眠无意裸露出的身体。
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
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我和米兰认识了之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
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
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了。
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
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胡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
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
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
“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
“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
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
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喝冰镇汽水。
“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
“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
“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
“你打算上哪儿玩去？”
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的遗憾感到失望。
“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喝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
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澄的汽水。
“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去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
“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
“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
“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
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
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
“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
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装和她不认识。
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都在午睡。
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
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
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儿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
高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噱，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
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
“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了，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我根本折不了。”
“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
“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
“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
“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
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
我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