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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陈三立一方面反对新生的革命势力在故国主政，比如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他还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另一方面，与遗老文人诗文相会的他，又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事实上，写诗唱和在此时的陈三立，因为没有了政务遮蔽的原故，已经突显为生命的代表性节律。此时的陈三立首先应该被视为诗人。史实也确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晚年的他，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
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不过问政的心虽枯，学问的心仍绿，1930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丧父以后的陈三立再也懒得涉身政事，但对家国命运他仍是非常地挂心和关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当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陈三立未去）。1933年，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是晚清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寅恪是散原老人的三公子，生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
当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正为官湖北，取得进士功名不久后即南来随父的陈三立赁居在长沙城里唐
散文家刘蜕的故宅。从前面的文字我们知道，此时的陈宝箴宦途显达，事业蒸蒸日上，可以说春风得意，陈家正处在迁居义宁以来家族史上最可宝贵的黄金时期。虽然，再有几年，一场惨烈的海战将历史性的宣布洋务官僚经营数年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到时那些期望通过技术层面的革新推进大清帝国走向强盛的人们的心灵世界里，将不得不被历史的无奈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然而，当下，至少陈寅恪诞生的当下，一切都还比较美好。
尽管我们并非刻意要为陈寅恪的到来渲染一种厚重或者说烫手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在落笔写作他的出生的那一刻，笔者还是不自觉的联想到了如下史实：
在同一年诞生的还有奥地利作家弗兰茨？韦费尔、德国表现派诗人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德国诗人弗兰克？蒂斯。19年以后，陈寅恪将踏上后两者所在的国度，在著名的柏林大学修习语言文学。在中国大地上，一年以后胡适之出生，三年以后顾颉刚出世，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稍微熟悉一些的人们应该清楚，这两个人的努力让传统中国学术最基础和根本的经子文史之学大踏步地走向了现代学术的路途。和顾颉刚同年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有着重大影响的人还有梁漱溟、宋庆龄和毛泽东，前者系统的东西哲学与文化比较，让人们在比较中深刻认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与此同时也为儒学的时代更生指出了切实的方向，其由此成为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后两者人们更是熟悉，两人在近世中国自新和独立的历史征程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成绩。
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初期几年，当洋务运动微笑着走向覆灭、兴盛中滋长着危机的时候，新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更大的希望正在悄悄孕育。
信不信都好，不可否认的是，那确是一个比较特殊和重要的年代。我们说，同许多后来卓有成就的人物一样，陈寅恪的降生也是那个时代所以特殊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子。
后来的陈寅恪在多年游学海外而后应约回国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迅速成长为民国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先从陈寅恪幼年的启蒙岁月慢慢讲起。
如前有言，义宁陈氏素重子弟教育，至于陈宝箴和陈三立，例同如是，对后代的教育都非常地上心。前面提到的陈宝箴给陈寅恪二兄陈隆恪写的扇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全文如下：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种处事哲学，古代中国，包括当下，凡对儒家文化浸润较深的人，必对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等等有一套自己体味出的儒家式约准和规范，历代流传及今的刘清之《戒子通录》、袁采《袁氏世范》、姚舜牧《药言》、张英《聪训斋语》、郑燮《郑氏家训》以及《曾文正公家训》、《左文襄公家训》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然，更多、更平常的还要算那些在古代人民的普通生活，诸如家庭伦乐、师友论学等等之中散落的只言片语、零金碎玉，一部《论语》便大体如此，陈宝箴写的扇面也不出这个行列。
都是科举出身的陈宝箴父子，在国学方面有着扎实过硬的修为，此不待言。生在进士之家的陈寅恪及他的兄弟们，显然要受到此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比如陈寅恪早年即养成的吟诗唱和的习惯，再比如他坚厚的经史学功底等等都是表现。童年时期陈寅恪就极喜欢读书，后来他患眼疾住院，曾同后学王钟翰谈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即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据后来他的妹夫也是表弟的俞大维回忆：“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三礼、三传、诗、书、论、孟、孝经、尔雅——编者注）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编者注）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①
这样的功夫一方面自然离不开陈寅恪本人的卓异天资，但毫无疑问，同陈宝箴、陈三立的家教也有其紧密联系。1895年陈宝箴开始抚湘，就在这年，六岁的陈寅恪入私塾随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庚子年陈宝箴不幸之后的第二年，陈三立全家定居南京。紧接着他便办起了家塾，先后聘请了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等任教席，教授国学基本典籍以及数学、外文、音乐、绘画等，其中四书五经的讲授占有颇重的地位。就这样，聪慧过人的陈寅恪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学习了一些包括外文在内的新知识，为后来留洋海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帮助。
当然，除了明确的从师受学以外，家庭生活中的文化环境对陈寅恪也有着重要甚或是重大的影响。比如陈寅恪后来自谓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固然和此二人自身的思想学术以及在晚清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大约同陈宝箴先在曾府后友南皮从而形成与二者有类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陈宝箴与曾氏思想趋近的例子，后来陈宝箴抚湘又在张之洞辖下，与他一起大力推动洋务事业，其思想必然地会受到的后者的感染和影响。尽管我们未经详细严明地考证，但陈宝箴思想兼受曾张影响、议论与两者有类；也是明显的事实，再考虑到陈寅恪本人和陈宝箴的亲密关系，我们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