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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这种理想的文明，显然就是西方文明，但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全人类所应该追求与拥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谓东西文化实际是落后的文化与进步的文化之别。胡适认为文化发展是全人类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现代化。而陈寅恪不仅反对西化，且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张南皮之间”。陈寅恪的文化立场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坚持“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外来文化，而是相信本国的文化有本国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但不能舍己从人。输入外来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统以及有所创获，终将歇绝，也就是否定纯西化之可行。必须自成系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种文化来取代；文化可以现代化，但现代化不就是西化。这种多元的文化观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本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并存，文化也就不是单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胡适、陈寅恪都是民国时期的新史学家。新史学发生在西潮冲击之后，由于西学的激荡，历史研究与许多其他学科都走上了学院化之路。由于学院化，研究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趋向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于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遂成为一独立自主的学问，力求摆脱学问之外的任何干扰。胡、陈都是学院派人物，他们的历史致知也表现出相当专业与独立的性格。陈寅恪以整理旧史为新史学的途径，而胡适则以疑古为手段，可谓殊途同归于信史。胡适研究的科学方法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陈寅恪也讲方法，但是他以历史为主，方法为用。他写历史文章，目的不在显示方法，而用方法显示历史真相。①胡适与陈寅恪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两位学者兼知识分子。胡适涉足政治较深，陈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作用，足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他们又创造时代的机会，但是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们都是学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动乱，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说的环境。胡适一心要创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摇摇欲坠，无基础，不稳固。陈寅恪一心要维护旧文化，但旧文化虽然植根千年却像花果飘零后的空枝。繁华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满腹的学问和理想，却是湮灭在时代纷乱的大潮中。这不可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最大的悲哀。
陈寅恪与许地山的交谊也是持久的，危难之际，许地山的帮助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937年，陈寅恪一家随学校南迁，转道香港去云南时，唐筼心脏病发作，过完春节后就没再跟着继续走而是留在了香港。当时许地山任教香港大学，许氏夫妇和陈寅恪夫妇稔熟，给刚到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流求有这样的文字记录：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俱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联大，唐筼携三女留港休养。在港期间，这一家多得许地山的帮助。1940年春，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因为家属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时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时机。他本来打算携带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欧战形势加剧，航道不通，经过许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荐和努力，陈寅恪暂时留在香港，并且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开“白居易研究”一课。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陈寅恪往重庆参加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陈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学，陈寅恪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1940年8月4日，许地山在港逝世，陈寅恪悲痛万分，并为其做了挽词，之后继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许地山的追悼会在香港的孔圣堂召开。其后，陈寅恪发表了《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通过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陈寅恪虚怀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联趣》剪报之中，还找到了一副陈寅恪挽许地山联，联云：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首陈寅恪挽许地山联，是由金应熙提供的，陈寅恪和许地山，同是金应熙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上联的“萧寺属文”，据说是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是陈寅恪自述抗战时候，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一段交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陈氏本来要往西南联大教书的，但是因为唐筼当时正患心脏病，因此他只好单身前往昆明，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到了1941年春，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聘，再到香港，准备转赴英伦，却因战火而滞留香港。陈寅恪遂于港大讲学，而在这年8月许地山与世长辞，故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叹。①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飞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１年零９个月。虽说是首次客居成都，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为历代名家现之笔下的险峻雄奇，却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视巴蜀为藏龙卧虎之地，不可等闲视之。早在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陈寅恪自称“平生畏蜀游”，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也。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间，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交往不多。蜀中学人，大多仰慕陈先生人品文品，但碍其病体及个性，实际交往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刘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学界一位奇人，早年师从什么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国学的功夫却十分了得，30多岁即成就被陈寅恪推崇万分的煌煌巨著《推十书》。然而，仅38岁，即归道山，不再问学。
陈寅恪在成都与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话。林山公，是当年与蜀中才子赵熙齐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学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京城名士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与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这些往事，陈寅恪都听父亲讲起过，早年也读过不少林山公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刘咸炘《推十书》之外，第二个真心佩服，欲探访面谒的对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访，陈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作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其时，林周围弟子晚辈，已时兴行鞠躬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公还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长辈自居，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是不敢当。”坚辞不受。此后，陈寅恪与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来较密的一位川籍学者。陈寅恪双眼失明后，心境颇差，知林山公精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林山公书写，以发心郁。明达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并开导劝慰说：“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陈寅恪闻言，顿觉醒悟，心内对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林山腴这番警言，一直是陈寅恪信念支撑的动力之一。
陈寅恪与周一良结缘，始自1935年。这一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继续留在燕京当研究生，并开始与劳干等人跑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在陈寅恪课堂上，周一良收获丰富，“眼前放一异彩”，并下定决心，要走陈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陈寅恪的推荐，周一良获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成为史语所这方集众多学者的研究团队的一员。
1942年，时值战火连天，流寓桂林的陈寅恪，生活困顿，在广西大学教书，“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却“在两千以上”，还得自己“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对他来讲，这确实是段诚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陈寅恪还是尽可能地在这般“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为刚完稿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写下了一篇附记，回忆起当年研读南北朝史籍的情况，特别提及了与他极为欣赏的周一良通信讨论南朝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从容闲暇，析疑论学”，真是乐趣无穷。
周一良并没有辜负自己得到的这份珍贵的机缘，问学于世界，自此开一新境。到了史语所之后，他便沉潜在魏晋六朝的史籍里。他先从《宋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用朱笔点读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史书。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结婚。不料，卢沟桥的枪响，暂时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几经周折，战争期间，周一良竟得到远赴北美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更无重返史语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语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学术基础。而陈寅恪、赵元任等对周一良的评价，清楚表明了他们对“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悦。
抗战时期，陈寅恪身肩国耻家仇开始了辗转艰辛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生活的艰困、身体因不堪劳顿而不断加重的目疾却没有阻挡住寅恪为人治学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风浪中，都坚定地一步步走了过来。烽火岁月里，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丽的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奔波八年，陈寅恪却一刻未忘记自己“教书匠”的本职，在为人师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识传承的年轻的力量。由此，从他的课堂中走出了无数人才，他们在陈寅恪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中，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并将老师的学问和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桃李满天下的寅恪，最终收获了艰难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