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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总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第５、第９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不需要１年时间，我们会看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安全归来。”
对于朱德和刘伯承的安全，特别是刘伯承，毛泽东和中央是有过多方面考虑的，但总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杨尚昆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就目前情况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朱总司令。危险的是刘伯承，张国焘可以秘密处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对刘伯承同志更会想到灭口。我们是否可以用原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
“万万不行！如果我们提出用某人交换，他张国焘就会很快杀死刘伯承同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他们倒是很安全的，我们装作不管不问，张国焘也就不会把刘伯承怎么样。”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推测是正确的，尽管张国焘对朱德和刘伯承恨之如骨，但终出自各种考虑，没有走向极端。
“独眼猪头晚餐”后，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张国焘见对他们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便伺机挑起各种借口，欲置死地而后快。但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也在关心和保护着他们，张国焘因此很难名正言顺地对朱德和刘伯承采取极端手段，只是变相地尽量把这两人软禁起来。
“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张国焘示意手下干将。
“先把猪头割了算了！”
“不！那样影响太大，不好安顿５、９军团的人。”张国焘有所顾虑：“还是从别处动手好。”
“清君侧？”
张国焘没有言语，实际是默许。
第二天，红军总部内首先爆出一条新闻：侦察科长胡底突然在昨晚死亡！
胡底是有着１０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北京中国大学毕业。１９３０年奉命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先后任民智通讯社编辑，长城通讯社社长，经常来往于蒋介石的身边，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并保护了中共组织。他到中央苏区后，任红１军团保卫干事，国家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察部部长，红军工作执行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司令部特派员，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等职。就是这样一位曾使蒋介石胆颤心惊的情报专家，突然倒在了红军自己的情报部门中。
总部内小道消息频飞，人们在私下议论：“昨天晚饭时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胡底？是不是那个公开说张主席是军阀，是法西斯的人？”
“就是他。”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那可是个大侦察英雄，情报专家，蒋介石都杀不了的人。”
“不说了，不说为佳，不说最好。免得引火烧身。”
胡底被张国焘派人秘密毒死了，朱德闻讯后感到非常忧虑，赶快悄悄嘱咐一些对张国烹不满的人：“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
总部第三局是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在平时就对张国焘存有不满，而通讯联络局长这个位置与胡底的总部侦察科长职务同样是个重要的上通下达要害部门，张国焘的下个目标已经盯上了这里。
朱德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火速把伍云甫找了来，嘱咐道：“这几天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闹，这个张独裁巴不得你带头闹，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借口。要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斗争又要团结，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独裁者张国焘怎能容得下，被陷害死了。要注意保护自己，保留革命力量。”
“曹里怀同志怎么样了？”
“情况也非常危险！”朱德说：“这些被张国焘抓住把柄的同志，危险性很大，我们要设法保护他们免遭杀害。”
曹里怀原是红５军团参谋长，因为对张国焘有意见，已被削掉兵权，调任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国焘多次有意拉拢曹里怀，但曹里怀都表现得不冷不热。１０月底，曹里怀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忍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另外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不料这消息被张国焘的耳目侦探到了，最后查出消息是来自曹里怀。而曹里怀只“供认”这消息是他传出的，却坚决不愿再株连别人，始终没有说出这消息来源于机要科。张国焘只好把曹里怀以“泄露军事机密，扰乱军心罪”暂时关押起来，准备从中清查更大的后台。
紧急军事会议上，张国焘宣布要对“严重泄露军事机密”的曹里怀严加惩处，言下之意就是公开判处死刑。“我坚决不同意！”朱德霍地站立起来：“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话，你安他个反革命的罪名，他够不上。他这个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要置他于死地？”
“他泄露军事机密！”
“军事机密？红军打蒋介石的胜利捷报也是机密？笑话！我们还恨不能让这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全世界呢！”
朱德的话说得张国焘无言。
“反正他是违反了纪律，要关他的禁闭。”张国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要下来。
朱德松了口气，当务之急是他张国焘不开杀戒就好。
“这个老猪头和独眼龙碍手碍脚的，不能让他们再在总部，支到一边去算了。”又有人向张国焘建议。
这也是张国焘正在思考的问题。
“一前一后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分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这个主意不错。对，把老家伙弄到最前沿去，他不是愿意带兵打仗吗？就成全他，满足他的要求。”张国焘很得意这个一前一后“安置方案”。
“还是张主席英明，这也正是三十六计第三计啊！”
张国焘没有言语，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政治家就得做到“干了的绝对不能说，说了的绝对不能做”。
果然，“安置方案”很快就下达了，朱德被通知派到前方部队；刘伯承接到通知，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
临行前，刘伯承悄悄对朱德说：“总司令，多多保重。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现在情况很严重了，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还要放血祭奠他们第二中央的旗帜。”
朱德紧紧握着刘伯承的手，声音也很低沉，但异常地坚定，他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不能忍耐，就不能取得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伯承同志，你要多多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张国焘走了过来，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别的原因也向朱德和刘伯承话别。
刘伯承翻身上了马，向着朱德叮嘱道：“总司令多保重，天气变化大呀，何况是高原的天气！”
朱德挥手致意，他明白刘伯承的话中话。
远处站了许多人，向这边眺望，有人在啜泣，有人在低吟：
“来时草正青，忽尔遍地金！朔风时怒孔，银霜更加身。夜月照雪地，牧马五更惊！草木本弱质，何能胜此任？憔悴形于色，精髓取之尽，何时甘露降，青上更加青！”
朱德加入进南行的队列。南下红军的步伐加快了。
道路两旁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
“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逃跑主义！”
“打回老家去！”
“把红旗插到成都！”
许多红军战士不明上层斗争的真相，也只好随大部队一起踏上南返的艰辛路程。那些从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寻找救星——“朱毛”的战士，在这时有的在自言自语：“朱总司令还在，我就跟着走。”
“朱、毛分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有些不明党内斗争真情的红军战士这样说。
队伍中响起了《为成都而战》的歌声，他们盼望着到了成都就有大米吃。看来尽管雪山皎洁，草地翠绿，但并没有多少人喜欢雪山草地。
朱德来到前线部队指挥所，有了与广大指战员接触的机会，心情更加开阔了。一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听说朱德到了前线后，也先后来看望朱德，述说自己心中的委屈。随左路军行动的第５、第９军团的指战员，在这时怨气甚大，有的提出：“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人说：“张国焘要拦我们，我们就同他拚了！”
“不能意气用事，我们是红军队伍，不是军阀部队。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德循循善诱地开导红５军团的指战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有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同他斗争，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５军团能攻善守，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不能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到红四方面军连队中，与战士们谈心交心，多说鼓励的话，讲得最多的也是红四方面军作战中的长处。广大指战员由衷尊重这位总司令，连过去那些曾经侮辱过朱德的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
张国焘的耳目把朱德的言论传回到总部。张国焘闻言表情平淡，说：“那是可以的，还行。他到哪里都是在讲团结，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就让他呆在前沿阵地吧，有仗打时就让他先上，他对付四川军阀是有办法的。有什么情况就赶紧向我报告。”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两个方面军分裂才１个月，许多问题已露端倪。南下的红军队列中，有不少人是白天面向南方大步进军，月夜下却是翻转身来仰视北斗，既有陈伯钧的静夜泪思，也有李伯钊的祈盼和祷告。
第二十二回 大将军横刀吴起镇 毛泽东立马象鼻湾
同一个月夜下，１０月１８日，就在草原上的陈伯钧静思泪下的这天，陕北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县与定边县交界的铁边城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与陕甘红军会师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等问题。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了，明天到达吴起镇。”毛泽东说。
会场上热闹非凡。周恩来招呼大家：“请注意听主席继续讲话。好消息还在后头呢！”
“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陕甘红军及苏区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说道：“到保安，如无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