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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９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３０军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
“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骑。早晨６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４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锋枪，在阿坝北边约１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才逃窜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红军第３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８９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被抢走的，抢走的还不只一匹，而是两三匹。听枪声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枪。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指挥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和保卫队与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几个骑兵。从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抢的。可能性大一些的是当地反动头人纠集武装匪徒抢走了朱总司令的坐骑。”
朱德的坐骑被抢走了，这究竟是不是张国焘指使人所为，已成了历史悬案。反正朱德的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是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这是历史事实。当时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
“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的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我们说：朱总司令年纪这么大，还经常和我们总部机关的年轻人一起，艰难地迈着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们一局的指导员，行军中走前顾后，总是热心地照顾大家，我们科长边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军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担架抬着他走，而她自己却从来不要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照顾。给朱总司令驮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来驮伤病员，她总是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走路。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后都不再闹了，窃窃私语地商量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但却加深了人们对前几天“坐骑被抢事件”的记忆。
没过几天，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他具体布置的一个批斗会。地点在阿坝喇嘛庙格尔登寺大殿，这就是长征路上极为重要的“阿坝会议”。
斗争性很强的黄超在会前就吵嚷着，鼓动道：“要发动无产阶级的爆发性，把朱德拉出来揍一顿！”
朱德、刘伯承迈进会场，抬头即见一幅大横标借着两墙之角挂在会场拐弯的地方，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场上杂乱无章地坐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不穿军装的妇女、儿童，根本不像省委开会的样子。
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满脸的“阶级斗争”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敌视和仇恨。
“今天的会议肯定多少有些火药味了。”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耳语。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４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墙壁转角处坐的是省委的负责人曾传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钊也在场。
张国焘首先讲话，内容无非是鼓吹南下，说毛泽东等率红１、３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开始起哄：
“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难道你们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肖成英第一个站起来，严厉地质问。
“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
“朱德你老实交代！”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怨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尽管台上台下闹哄哄的乱成一片，朱德却稳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以不予理睬应付这一切。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张国焘似乎是在打圆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奇妙般地使刚才整个会场上的快节奏转瞬间慢了半拍，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３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来叫嚷：“没人听你在这里作政治报告，就是要作政治报告，那也是张主席的事。现在是让你表个态，是拥护南下，还是拥护北上？”
朱德示意那个人坐下后，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问题，说：“刚才这位同志肯定是共产党员，对我党的组织纪律一定很清楚。关于北上决议，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央毛儿盖会议我是举手同意了的，拥护北上，你们要南下，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就是南下了，以后终究还是要北上。现在如果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这就是我对北上的态度。关于南下的问题，我有一种看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全是在胡说！”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举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李文海的发言头一句就是口号式。
台下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朱德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朱德竟被腾空架起来，这是张国焘在肃反中常用的那种“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方式。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不要吵，不要吵！你们要尊重朱总司令嘛！”张国焘退了两步，向扭拧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几个人放开朱德退了下去，有个人在临离开主席台前还恶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脚。
“你这个老糊涂！”
有人在这时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号。
“老右倾！”
“老顽固！”
“老混蛋！”
谩骂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现自己对“张主席”的忠诚。
“朱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
张国焘说着，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