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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９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８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９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９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９月１３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１、３军北进问题，第５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９月１４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９军东西应还９军。当即将原９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５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３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８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５、第９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１１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１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３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２１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１、红３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