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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拳头随着舌头冲到了张秀夫面前，有人呼喊：“他还带着驳壳枪呢，打死这个奸细！”
“啪！啪！”张秀夫被人打了两个重重的耳光。
“我是红军战士，不是奸细。你们凭什么打人？”张秀夫的声音在乱哄哄的会场上显得很微弱。
“不许打人！有再大的错误由我顶着。”李伯钊大声疾呼。
“你们这些反革命侦探，到四方面军来的目的就是破坏红军，我们不打你们又打谁！”接着，又是一顿噼哩啪啦的拳打脚踢。
李伯钊强忍着心中的愤恨，带着千万个不理解，忍受着侮辱，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见到自己的丈夫和面孔熟悉的战友们。她在盘算着，一定要去请教一下同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朱总司令总是有办法的。
前敌指挥部一片嘈杂声和混乱，陈昌浩似乎有些稳不住阵脚，他很希望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徐向前一直是愁眉苦脸，他在得知毛泽东等人北去并捎话回来后，更是一言不发。
“通知各部队师以上主官，到指挥部开紧急会议！”陈昌浩发令。
陈昌浩在会上又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逃跑主义”进行了一通声讨，让大家对南下行动表示个态度。
各位军、师长和政委已经对中央深夜出走北上的事了解一二，到了这时，都表示听从总部的指挥。
陈昌浩的发言到了这时毫无疑问地是对张国焘唯命是从，他力主“听张总政委的”，坚持南下。
徐向前坐在床沿上，讲了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他对中央关于再次劝说张国焘北进的意见表示同意，但对南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也表示对毛泽东等人的悄悄离开感到心情沉重，毫无思想准备。
“总指挥是南进还是北进？”几个师长问。
徐向前左思右想，感到很为难，他在这时怎么也舍不得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他花了很多心血，不容易啊！
“总指挥的具体意见呢？”陈昌浩直接问。
徐向前焦急地对着自己的影子在暗自叫苦：“是跟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在这时的威信不低于自己，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
徐向前想来想去，最后定下决心：“还是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总指挥和政委的态度在这时即是前敌指挥部的命令，众师长、军长和政委都表示与左路军会合，不随中央北上。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就此下达了返身向南的命令。徐向前到了这时心中仍是憋着一肚子气，他想起了昨晚上毛泽东站在院子中对他所讲的话，原来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３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９月９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
“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１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５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９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
“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
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第十三回 俄界改编陕甘支队 二十五军长征传奇
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９月１１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１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１、３军（即红１、３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１、３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１、３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