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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带有决定的意义。美国自认为是私有制立国的“天定命运”与“天然优越”的国家，具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并自一次大战以后越来越感到负有“领导世界”的使命，而这些都被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搅乱了，既使其失去大片市场又威胁到其制度本身，怎能不与之拼死斗争？了解了这些根源，再加上对十月革命以后苏美关系史的了解，就很自然地可以理解杜勒斯、里根等反共的“和平演变”策略的根源，只是由于二战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膨胀，其领导与称霸世界的野心更为扩展，其寻求“和平演变”之术的心情就更显得急不可耐。当然，由于历史经验的累积，其策略手段也比过去更为圆滑。还可以举个例子，如何理解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如果不了解近几十年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也就难以认识这种政策的形成过程，难以理解其可贵。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执行的是屈辱卖国的外交政策，跪着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行联苏反美方针。当时“一边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因为估计到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干涉，美国逼迫我们一边倒。但当时毛主席就强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对苏联有团结有批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以老子党自居。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建联合潜艇部队，企图控制中国。毛主席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你们刚刚搞了点原子弹就想控制我们，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猫鼠党，苏联是企图把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后来苏联又反对我国金门打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总之，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把中国纳入苏美主宰世界的轨道。这些统统被中国顶了回去。苏联就把争端扩大到政府之间，1960年突然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企图使我国的建设特别是高技术发展陷于瘫痪状态。这些痛苦的教训，使中国早从60年代起，就不主张社会主义各国有个什么头以及在国际上要以一个统一的阵线行动；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就开始以鲜明态度反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霸权主义。由于中国在50年代中与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中国从未用军事力量干预别国内政，几十年来格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理，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明确论证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划线，而以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区别亲疏好恶。这些都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在客观上使别国认识到，只要它们按和平共处思想办事，中国就是一个最易于捉摸，也最易于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几十年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努力实践的结晶。我们在美苏压力下经受住了考验。这并非说我们外交上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中国的骨头是很硬的，原则性是很强的，策略又是很灵活的。这一切都是旧中国 100多年外交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懂得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使之日臻完善。其次，学习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利于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指导现实和认识未来。毛泽东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今天，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及外交，同样需要这三者，即理论、历史、现状，需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从研究国际问题角度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这段离今天最近并且与现状密不可分的历史，恰好能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说，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全人类命运前途的重要问题。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历史，也涉及现状。而历史又应该以二战后历史，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为主。因为要回答为什么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一直存在世界战争危险，但世界大战却至今没有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仅仅用 19世纪与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与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斗争史的知识是难以说清的，甚至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规律来解释今天的现象，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这就要求人们对二战后世界上、国际关系上发生的事件作系统的综合的过细的研究。就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依存趋势不断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到美苏两国之间既对抗又制约，核威慑态势使双方不能不慎重考虑核大战后果；还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严重的军事负担制约了两个核大国的经济，使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安全战略重点已由军事转向经济竞争；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心厌战，人心思和，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力量；最后，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越来越多“极”化，对美苏所起的牵制作用等等，都是在战后出现并变得日益明显的现象。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高悬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未能落下，人类避免了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但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却并不能使人们得出结论，可以一劳永逸地防止大战重演。这正是研究二战后国际关系史得出的必然结论。这里既总结了历史，又回答了现状提出的问题，同时还推进了对新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达到了三者的统一。
第三，是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更加坚定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信念。要作出这种规律性认识当然首先要依靠整个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知识，但是如果学好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则能帮助我们从国际联系及整个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上大大加深这种认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自17世纪中叶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那时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国际关系基本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和殖民扩张的历史，是欧洲帝国主义大国加上日、美争夺地区霸权乃至世界霸权的历史，少数几个国家颐指气使把亚非拉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踩在脚下。列宁指出，“ 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武装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当时的世界格局就是少数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强国争霸世界、主宰世界，欧洲成了世界政治中心。十月革命前，国际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维持欧洲大国在欧洲的均势，不让某个欧洲大国称霸欧洲，危及欧洲其他大国自身的独立和安全，始终是国际关系中被奉行的一个不变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是十月革命前近300年间一种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在关键性的1917年，一切都改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地球的1／6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出现了国际关系中从未有过的新因素，使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由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又引发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列宁当时就指出，“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及至第二次大战，已不复是简单的欧洲强国争霸世界的战争。世界政治中心从欧洲移走了。1945年的欧洲，德意战败，英法衰微，再没有头等强国。虽然欧洲国家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洲问题已不再是欧洲国家自身之间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欧洲与超级大国》一书作者德波特说，“1945年无疑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的分水岭”。1945年以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美苏争霸，到世界越来越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亚非拉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而是在世界上兴起的第三世界势力。尽管其中许多国家还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盘剥与欺凌，但他们日益团结起来，从万隆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到结成七十七国集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争。至于联合国，早已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现在，联合国近190个会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现有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的表决机器失灵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曾多次违反超级大国意愿而通过主持正义的决议，如拒绝南非代表参加大会工作，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等。在经济上亦采取一致行动，维护第三世界在世界上正当的经济权益。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等一些国家非常恼火。1983年，美国驻联合国副首席代表查尔斯·利希腾斯坦公开说，假如其他国家不高兴，想将联合国搬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将不阻碍你们，而且将在你们出发时，在码头旁给你们送行”。总之，沧海桑田，就国际关系发展而言，二、三百年来人类不知前进了多少。即使拿二次大战前后相比，也发生了几十年前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尽管其中有曲折、反复，但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样是向着进步与光明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变动，在推动着国际关系前进呢？即它的动因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特别是精英（elite）们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一些反动人物则更把少数人的作用奉为主宰。例如，希特勒就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世界的历史是少数人造成的”。前几年我国学术界在讨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糊涂观念。如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看法，“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还提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此类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等等）。能说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历史的创造者或者创造这个历史的动力吗？当然不能这样说。”显然，他们混淆了历史参与者与创造者、推动者的区别，没有回答这些事件的发生的根本原因，更没有回答为什么从历史长河看，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前进性的运动。应当说，历史上任何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开阶级，脱离开时代，脱离开物质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