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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他有礼貌地和皮尔逊讲。“我仍然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
老病理医生站在那里没说什么，他在考虑他自己的意见和这位年青医师的意见。停了一会儿，他说：“你会同意可以有怀疑的余地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对，是的。”对这种病例，柯尔门知道是可以有怀疑余地的。病理学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没有可以证明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数学公式。你能做出的判断有时不过是一种经过考虑的估计，有的人可以称之为有学问的人的猜想。他对皮尔逊的迟疑是理解的，老头子肩负着作最后决定的责任。作为一个病理医师，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这是无可奈何的。柯尔门又接着说：“如果你是正确的，那自然就得截肢了。”
“我知道！”这话是愤愤地说的，但并没有敌对的情绪。柯尔门感到尽管病理科别的事情马马虎虎，可是皮尔逊终归是个很有经验的病理专家，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他们两人都知道作出这些诊断的依据都是很不充分的。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道：“这种边缘病例真他妈的捣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气人的！得下个决断，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是错的。”
柯尔门平心静气地说：“病理学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可是别人谁了解？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回答带着强烈的气愤的感情，好象那年青人戳到了他的痛处。“社会上的人不了解，那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在电影、电视上看见病理医生，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科学家，他走到显微镜前，看一看，说：‘良性的’，或是‘恶性的’——那么简单。”他指着他俩用过的显微镜说：“人们以为当你看显微镜的时候，那里边的东西象砌墙的砖似的砌成一定的格式。他们哪里知道有时候我们连接近正确的把握都没有。”
戴维·柯尔门自己也常常这么想，不过没有这么强烈地表露出来罢了。
他突然感到，老头子这一肚子牢骚已经憋了好久了，这种情绪只有同行才能理解，于是和缓地插话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对的，不是吗？”
“好吧，尽管多数情况我们是对的，”皮尔逊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柯尔门的面前，“可是我们不对的时候呢？象这个病例怎么办呢？如果我说是恶性的，露西·葛兰杰就要做截肢手术；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我错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条腿。如果不截肢，结果是恶性的，她可能活不到两年。”他停住了，然后愤愤地说：“也许截肢也是死，截肢也不见得准能把她救活。”
皮尔逊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牵扯到具体病例中去，这是柯尔门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原来，在他的性格中还有这么一个侧面。当然这没有什么坏处。
搞病理的人能时刻提醒自己不只是和一些小组织细胞打交道，这是好事。你自己的决定时常是性命交关的大问题，病情好转还是恶化，都看你的一句话了。记住这一点可以使你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同时还需小心，不要以感情代替科学判断。柯尔门虽然年青得多，他也有皮尔逊表露出来的那些迟疑的亲身体会。他自己的习惯是存在肚子里不说出来，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烦恼就少一些。为了帮助这位老大夫思考，他说道：“如果这是恶性的，时间就很急迫了。”
“我知道。”皮尔逊又在拼命思考。
“我建议咱们查查过去的病例，”柯尔门说，“看看有相同征候的病例怎么样？”
老大夫摇摇头。“不行，没那么多时间。”
为了谨慎，柯尔门坚持道：“可是如果我们查查分类索引……”他停住了。
“我们没有。”这话说的声音很轻，开始柯尔门以为他听错了。皮尔逊好象估计到对方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接着说道：“我早就想建立一个分类索引了，一直没匀出工夫。”
柯尔门有点不相信，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办法查先例吗？”
“那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得到。”这次可以明显听出皮尔逊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类似这种情况的病例不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皮尔逊说什么话也没有这话给戴维·柯尔门的震动大。病案索引是他和与他一起学习、工作的病理医师的职业工具。它是参考资料、教学资料、病理医师知识和经验的补充、打开思路和提供解决方案的钥匙。在拿不定主意时，它是加强信心的定心丸，帮助你站住脚跟的支柱。
不只如此。这是衡量一个病理科的工作效率的测量表，它不仅可以为当前的工作服务，而且可以为将来的工作储存知识，使未来的病人从今天的教训中受到益处。一座新医院的病理科把建立病案索引作为优先考虑的工作。
在老医院、大的医疗中心，有各种类型的病案索引，有的简单一些，有的复杂一些。除去日常工作记录之外，有的索引还包括研究和统计材料。不管简单或复杂，目的只有一个：为当前病例提供过去病例的比较材料。在戴维·柯尔门看来，三郡医院没有病案索引只能得到一个评语：犯罪。
在这个时候以前，尽管他从外表上看三郡医院病理科非常需要整顿，但他总还没有对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下断语。这位老大夫在很长时期内总算是独自支撑着局面，这样一个医院的病理工作量是一个病理医生很难处理得了的。大量工作的压力可能是造成柯尔门发现的一些化验程序上的缺点的原因，这些缺点尽管是不能原谅的，但还算是可以理解的。
皮尔逊也可能另有长处。根据戴维·柯尔门的看法，好的医术和好的行政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可是二者相较，医术（这里说的是病理）更为重要。
他见到过好多地方，器皿擦得精光瓦亮，文件处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医务上不行。他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可能相反，行政上差，而病理上强。因此他控制住自己，在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现象的基础上，他并没有给这个老病理医师下个断语。但是，现在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约瑟夫·皮尔逊是个办事拖拉、能力很差的医师。
柯尔门尽量不使他的声音里带出轻蔑来，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可以做一件事。”
皮尔逊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耳机。他按了一个“内部通话”电钮。等了一会儿，说：
“叫班尼斯特来。”
他放下电话，对柯尔门说：“这方面有两个人是专家。波士顿的查林汉，纽约的埃恩哈特。”
柯尔门点点头说：“对，我听说过。”
班尼斯特走进来，问：“你叫我吗？”他瞥了柯尔门一眼，故意没理他。
“把这些切片拿去。”皮尔逊把切片夹子合上，递给站在桌子对面的班尼斯特。“今天晚上作两套——贴上急件标签航空挂号，一套寄给波士顿的查林汉大夫，另一套寄给纽约的埃恩哈特大夫。照过去的办法在信封上打好说明；把病例附上，请他们尽快把诊断电告给我们。”
“好吧。”班尼斯特把切片夹子夹在腋下，走出去了。
柯尔门心想，皮尔逊至少这部分工作办得很有效率。没有索引，去征求这两位专家的意见倒是个好主意。
皮尔逊说：“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应该能够得到回信。趁这个空档儿我得和露西·葛兰杰谈谈。”他思索着：”我不想和她讲得很多，就说我们有些疑点，”他盯着柯尔门看了一眼，“我们要征求外边意见来确诊一下。”
十三
费雯一动也不动——迷迷糊糊的，脑子都不大清楚了。这是不可能的；葛兰杰大夫说的是另外一个病人吧？她的思想在翻腾着。对了！可能把两个病人的记录搞错了。医院里发生过这样的事。葛兰杰大夫很忙；她很容易把病人记混了。也许另外一个病人正在得到通知……
突然她中断了胡思乱想，静下来，想清理一下自己的脑子。不会错的，从葛兰杰大夫和迈克·塞登斯的表情，她清楚地、肯定地知道不会错的。现在他俩坐在她的病床两边，费雯半躺、半坐在床上，后边垫着枕头。
她转向露西·葛兰杰问：“您什么时候可以……准确知道呢？”
“过两天，皮尔逊大夫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好是坏。”
“他现在不知道吗？”
露西说：“目前还不知道，费雯。他不能断定。”
“■，迈克！”她伸手去摸他的手。
他轻轻地握住它。然后，她说：“我很难过……可是我想……我要哭。”
当塞登斯搂住了费雯的时候，露西站起来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她问塞登斯：“你再待一会儿吗？”
“是的。”
露西说：“让费雯在思想上搞清楚，还没有确诊呢。我不过是让她有些思想准备，万一……”
他点点头，蓬松的红头发缓缓地滑下来。“我知道。”
当露西走到楼道里的时候，心想：对，我相信塞登斯会知道怎么做的。
昨天下午，当约瑟夫·皮尔逊用电话通知她的时候，露西还没有决定把两种可能性告诉费雯呢，还是等以后再说。如果现在不讲，病理科的活检报告是“良性”，那就皆大欢喜，费雯永远不会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会儿，有一片乌云笼罩过她的生命。可是如果过了两天，病理回报说是“恶性”，就得作紧急的截肢手术。在那种情况下，费雯能及时做好思想准备吗？给她的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太大呢？突然给一个没有怀疑自己有什么严重病情的年青的姑娘这么大的刺激，压力可能是太大了。也许得过好多天才能使费雯在思想上接受做大手术，而这几天的延迟是他们损失不起的。
另外，露西还有一个考虑。约瑟夫·皮尔逊去征求外边的意见，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如果病灶明显是良性，他会马上定下来的。尽管上次和他谈话时，他不愿意对病灶是良性还是恶性明确表态，但是他没有定下来，就说明至少恶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权衡了轻重之后，露西决定现在必须把情况向费雯说明。如果以后判定为“良性”，当然算是让她白着了半天急，可那总比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她一个象晴天霹雳一样的突然打击好得多。
这个问题又由于塞登斯大夫的出面而变简单了。昨天晚上这位年青的住院医师去找了露西，把他和费雯两人准备结婚的事向她说了。他说原来他打算暂时保密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露西很高兴他把这些情况说出来，至少这意味着费雯不至于孤零零一个人，可以有个人给她一些支持和安慰。
当然，费雯是十分需要支持和安慰的。露西告诉了她，怀疑她得的可能是成骨肉瘤，也尽可能和缓地告诉她成骨肉瘤的种种悲惨的可能性。不管怎么个说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减轻这个打击的。现在露西认为下一步应该让费雯的家长了解这种情况。她看了看手里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从费雯住院病历“亲属”一栏上抄下来的一个俄勒冈州萨勒姆市的地址。她已经得到费雯的同意通知她的家长。现在露西要通过长途电话做好这个工作。
她思想里已经做了下一步怎么办的准备。费雯还没有成年。按照宾夕法尼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