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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学运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领导着各条战线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员已发展到三千多名，还建立了一些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城工部的出色工作，严重地干扰了敌人的安宁，打击和破坏了他们的统治。敌人当然对此恨之入骨，王蒲臣为了肃清北平城内共产党，动员了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联合北平警察局、北平警备司令部对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准备来一次“血洗”。他们已经通
过各种手段掌握了二百多名地下党和学运骨干名单，预定八月十九日公布这批名单，在全市来一次大搜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打入敌人特务组织的敌工人员608号，得到了这一情报，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为608号联络的地下交通员暴露了，当然，这位交通员被捕之后，直至被敌人残酷地折磨死也没有泄露任何组织机密。这时，上级才决定启用老曹，因为608号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他手中的情报是一刻也不能延搁的。
老曹心里非常明白，组织上决定在这个时刻启用他，肯定是事出有因的，而且他对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也是一点不怀疑的，既然要用他，那就是情况紧急，事关重大，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出现一点纰漏。他接到的608号传给他的纸币，回家仔细察看，发现其中有一张旧币有一个夹层，根据地下工作的纪律他当然不能擅自打开情报，那带夹层的纸币在他手中忽然显得沉甸甸的。他不知道情报的内容，但却知道这关系着组织的利益，事业的成败。于是马上出发，将这张带夹层的纸币送到接头的烟摊。
情报及时通过地下电台密报城工部，刘仁当机立断命令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学生撤到解放区或迅速隐蔽，待敌人八月十九日公布黑名单时，绝大部分同志早已脱离了危险。
后来，当老曹知道这份情报的巨大作用后，一方面他由衷地感到欣慰，潜伏了四年，最终在关键时刻为党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这实在是可喜的；另一方面他对那个神秘的608号，也油然而生出一层敬意，在敌人的心脏里，在特务窝中能把敌人最机密的情报搞到，此人定是胆略过人，令人钦佩，同时他也在略略为608号担心，那是多么复杂危险的岗位呀！
老曹知道国民党统治已摇摇欲坠，全国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他衷心祈祷，608号能坚持到最后，顺利完成最后的使命，回到自己人中间来。
第二章 开密会下密令密谋毒计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谋了一个十分周全的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的计策。
如果这个计策得以成功实现，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写成另外一种样子，可是老蒋的这个计策，竟坏在了一个小人物手里。
天命，气数，还是完全出于偶然？
反正老蒋总是不大走运。
老曹自从开始工作以后，就与608号建立了单线联系，当然这时二人并不互相熟悉，他连608号的姓名都不知道，但是，每次当608号把情报传到他手中时，他都感到一种温暖，并且他会情不自禁地去注视他，渐渐地他越发熟识了608号那清瘦的面容，聪明的前额和深邃的眼神，这一切会在他心里撩起一股热切的敬意。
十月初，他又为608号传递了一份更重要的情报。
那是辽沈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他一方面命令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派兵增援锦州；一方面亲手策划了一个特大阴谋。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密谋纠集了一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妄图出奇兵偷袭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
坡。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如果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正在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场的战事。但是，这个重要的情报，竟又被机智的608号获得，情报及时通过老曹传递给了地下电台，党中央得此情报后，迅速进行战略部署，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为了这个出色的成绩，城工部请示上级为608记了一等功一次。那么，这位608号到底是谁？他是如何获得这么重要的军事情报的呢？
原来，代号为608号的谍报员，真实姓名叫王敬贤，化名王柏，北平人，抗战前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即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工作，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曾任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抗战中期，受党的委派打入日伪的治安军，因为他有北平师范毕业的学历，随即被送到治安军在清河的军校学习，是日伪清河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在学校当了少校学监。到了抗战后期，除了我党不断派了一些优秀分子打入日伪军之外，戴笠也派了一些特务打入日伪军内。当时在清河军校受训的人中，就有国、共两个方面派遣的敌工人员，当然各自的身份谁也不肯暴露。
一九四四年，日本宪兵队似乎嗅出了什么，突然在清河军校第四期学员中，抓了四个人，日本宪兵队怀疑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敌工人员，而这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我党派来的人，于是上级急令王柏设法解救。
当时清河军校的校长是木村大佐，木村是个生在朝鲜的日本人，他主持清河军校工作以后，就把自己的亲信，一个叫韩哲一的朝鲜人安排到学校监察课当主任。而韩哲一和木村的关系虽然不错，但他毕竟是个朝鲜人，血液中不仅有朝鲜民族的刚毅强悍和豪放，而且也必然地带着民族自尊，对于给日本人当差，并不十分积极，或者说，并不很忠诚。只是因为他的家在济州岛，而木村的父亲
很早就在朝鲜济州岛做生意，后来一家人在济州岛定居，和韩哲一家是邻居，木村从小和韩哲一在一起长大，算是发小。一九三三年，木村应征入伍，先在日本国的神户军校培训，后来派到满洲关东军马部做文书。随战事的发展，又奉调到第五军团任中佐军需长，一九四○年才调到清河军校。这时，他得知韩哲一也被征入伍，而且韩哲一虽然少年时酷爱体育，是个棒球好手，有一副好身板，可是为人胆子极小，连一只鸡也不敢杀的。木村大概想，这样一个人，叫他上战场拼杀，大概是才非所用。于是通过军部的关系，把他调来做了监察课主任。
在日本人眼中朝鲜人算是二等公民，中国人只是三等公民，所以当时的侵华日军中有不少朝鲜人，而中国人中卖国求荣者，只能混得一个“伪军”身份而已。中国如此之大，要占领并统治，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日本人觉得自己人手不够，就拿比中国更早被他们侵占了国土的朝鲜人当帮手，再其次才拿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做走狗。
可这也只是日本人的一种“表错情”。其实朝鲜民族作为一个小民族，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似乎比中国人不在以下，而且对于亡国之耻，更是耿耿于怀。这些所谓的“二等公民”，真正诚心诚意帮日本人干事的也并不多，说白了，谋生而已。
王柏是干什么的？对于木村和韩哲一的关系，以及韩哲一的为人等等，早就洞察了的。
所以接到任务之后，他就直接找到了韩哲一，韩哲一是他的顶头上司，可是两个人平时关系不错，因为木村大佐对韩哲一很信任，可是韩哲一为人有些木讷，能力有限，许多具体事务都是找王柏帮他做，王柏为了巩固自己在军校中的地位，当然肯于卖力地讨好韩哲一，所以韩哲一对他也很信任。
“韩，宪兵队从咱们军校抓了四个人，这事有什么结果没有？”王柏可韩哲一。
“胡闹，简直是胡闹，如果军校的人有问题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处理，一定要宪兵队来插手吗？”韩哲一说。
王柏一听，这显然是对宪兵队从军校抓人不满意了，而且，韩哲一的态度肯定就是木村大佐的态度，那么，木村一定对宪兵队不满了。
有时人世间的事情会产生一些奇妙的错位。
比如这次事件，本来宪兵队抓人，是怀疑这几个人是敌方派来的特工，而军校本身也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的，从道理上讲，军校对此事应当予以理解与支持。可是从另一角度讲，服务于一个大目标的每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和目标，而上级对其业绩的考查和评估也只能依据这些具体的任务和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确定。那么，你以培养为日军服务的骨干为目标的军校中竟然出了敌方的特工人员，这岂不是你军校领导的失职？而出现了这种事，你们自己没有觉察，反而让宪兵抓到了，这岂不更是一种失职？
作为日军侵华大机器一个部件的军校，是不是应该对这种失职负责？而军校的负责人如果要对此负责，就说明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受批评，降职等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作为军校负责人的木村大佐，为了解脱自己的责任，会怎么行动呢？
证明这四个人是“无辜”的就是他的最佳选择。
于是王柏大胆地对韩哲一说：
“其实这四个人我都是了解的，他们都不可能是戴笠派来的人，不过宪兵队如果不在咱们军校中找出点问题来，岂不说明他们白吃饭了吗？”
韩哲一一听王柏如此说，立即有些兴奋：
“噢，你了解这几个人的情况？”他问。
“当然，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嘛。”王柏说。
“好好，你说说看。”韩哲一说。
“这四个人一个叫林唯进，是福建人，曾在国军任职，三年前因
受不了上司的压迫，打了连长，逃出了军营，后来经人介绍到北平学生意，去年考入军校；李长山，东北人，学生出身，刚刚从沈阳医专毕业，今年才十九岁，经历和背景都一目了然；来士成，木匠出身，人聪明好学，爱读书，当过北京警察署巡警，后在燕京大学旁听，曾因不满民国政府，被关押过三个月；闻世明，哈尔滨人，是关东军司令部川井大佐介绍来的。情况就是这样，依我看没有一个嫌疑分子。”王柏说。
韩哲一听后喜形于色，立即说：
“好好，我马上向木村大佐汇报，要他们宪兵队拿出证据，否则，他们就是有意和军校方面对立，叫木村告到华北占领军司令部去。司令部的山田中将是木村大佐的姐夫，还能不替咱们说话。”结果，木村听了韩哲一的汇报，又把王柏叫来亲自问了一遍，于是自己去找到宪兵队说理，宪兵队是得到特工人员的情报马上就把人抓了，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审查，见木村来势汹汹，又知道他有些背景，就把人放回了学校。
王柏见事情这样顺利就解决了，马上产生了疑问。
是不是宪兵队有点惹不起木村，先放了人，然后加紧调查，如果这样暗地里叫劲，结果恐怕还是不妙。于是他心生一计，马上直接找到木村说：
“长官，那几个嫌疑分子你准备如何处置？”
木村说“：人放回来就完事了，处置什么？”
“长官，这样办理不好，你想，宪兵队虽然把人放了，可是，如果没有了下文，他们岂不是自认抓错了人，对上面怎么交代？所以，肯定还会加紧调查，再说这几个人万一真有什么问题呢？以大局出发，咱们也不应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