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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我这留住个三五日还可以，不过住长了怕是不行。”
“你们那位日本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徐宗尧问。
“你说吉野？他这个人就知道做买卖赚钱，不大欺负中国人，不过这人胆子也小得很，听他老婆说，他有个兄弟在日本皇军中当什么少佐，突然在湖北失踪了，天津驻防军司令部特高课的来找过他，怀疑他兄弟参加了反战同盟，叫他一有他兄弟的消息马上通知特高课。那几天他给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宗民说。
“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又托人使钱，买通了一个驻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那官员向他保证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保证不会连累到他，他这才又踏实下来。”宗民说。
“这么说，他们日本人也吃贿赂？”
“吃，怎么不吃？跟中国人一样。”
“那么，我想见见这位吉野先生。”
“那可不行，他认得你是谁？我可以保证不出卖你，不管怎么说，咱俩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来，他一个日本人有什么把握不出卖你？”宗民说。
“我有办法让他不但不会出卖我，还得让他帮我。”徐宗尧说。
“你有什么办法？”
“我先问你这个吉野名字叫什么？”
“叫吉野太郎。”
“他有几个兄弟？”
“好像就有一个，而且断了联系，因为前不久他有个姐姐和姐夫从日本来，听他们说话，好像他家只有姐弟三人。”“那就太好了。”徐宗尧兴奋地说。
“怎么呢？”
“一般日本人的名字，老大叫太郎的，其他孩子就依次排下去，老二就叫二郎，这样，他弟弟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他正好有这么一个弱点可以利用。”
“你是想反过来用他弟弟的事威胁他？这太危险了，因为他弟弟究竟叫什么，你也不敢肯定嘛，万一出了漏洞，岂不是弄巧成拙？”宗民说。
“风险自然有一点，不过问题不大。”徐宗尧说“，另外，你放心，这事不用通过你去办，我直接去找吉野。”
“可是你一个中国人去找他，他不认得你，能相信你吗？”“这，我自有办法。”
“另外，他可能会叫我当翻译，他的中文不行，写字还凑合，跟他对讲，他听不懂，一叫我当翻译，不又得把我扯上了。”“扯上也不怕，我就装作跟你素不相识的怕什么？再说，我要找他，他决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更不会让你当翻译，这你放心好啦。”
就这样，徐宗尧在天津宗民家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叫徐宗民尽量了解一下吉野的家庭情况，然后告诉他，他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一天下午直接到吉野的铁厂找吉野来了。
吉野见来了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找他，表情有些痴木。
“先生是为了生意上的事吗？”吉野问道。
“不，我有个日本朋友也姓吉野，叫吉野二郎，不知道吉野先生认识不认识？”徐宗尧说。
徐宗尧完全是仗着胆子讲，如果吉野这时表示不认识什么吉野二郎，那就说明，吉野那位失踪的兄弟不叫这个名字，那徐宗尧就赶快找个辙溜之大吉，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吉野一听他这么说，马上显出紧张的表情，接着他用日语叽哩嘎啦地说了一句话。
徐宗尧摇头，表示听不懂他的话。
吉野显得有点着急，一个劲抓耳挠腮，一会儿，他神秘地对徐宗尧摆手，示意徐跟他走。
徐宗尧跟吉野来到工厂后面的一幢房子，看布置，这里肯定是
吉野的家了。里面出来一个穿和服的妇女，样子挺和善的，见了徐宗尧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温顺地走到一边去泡茶。
吉野用日语和那妇女（想必是吉野的夫人）说了几句话，妇女也用一种非常惊诧的目光看徐宗尧。
茶端上来，妇女用汉语说：
“先生请用茶的。”
“我的，吉野二郎的朋友的大大的。”徐宗尧说。
吉野点头，表示明白了这句话。
“你的是二郎的兄长的，他的对我讲过的。”徐宗尧又说。
吉野点着头，又说了一句日语，见徐宗尧还是摇头，他就找来一张纸，在上面写道：
“你的什么的干活？什么地方的来的？”
徐宗尧很沉静地说：
“我的中国军人，河北游击司令部的参谋的干活。”吉野显然听懂了这句话，脸上越发惊诧不已。
徐宗尧也把纸拿过来，在上面写道：
“吉野二郎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跟我们合作共同反对日军占领中国的。”
吉野看了，点了点头，样子仍十分紧张地看着徐宗尧，他大概不明白这位中国军人来天津找他干什么？
“吉野二郎介绍我来找你的，你的大大的好人。”徐宗尧说。
“我的弟弟还活着？”吉野用汉语说。
大概这时候他才回过点味来。
“活着，大大地活着，他很好。”徐宗尧说。
吉野示意徐宗尧请茶，然后又对妇女说了几句日语。妇女扭扭地走了出去。
“你的要尽快离开，我的特高课的麻烦的有。”吉野说。
“我的不怕的，中国人不怕的。”徐宗尧说。
不知怎么的，他和吉野对话的过程中，突然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现在是只身深入敌占区，而吉野身为日本侨民在中国的日占区本来应当具有一种优越的地位，可是眼下吉野反而显得胆小如鼠，这使徐宗尧感到畅快，感到自豪，日本曾有人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徐宗尧在战场上也和日本兵多次刀戈相见，日本兵作战有股顽强劲，可是中国士兵在对日作战中其勇敢精神一点也不在日军之下。战争嘛总是互有胜负的，而日军取胜往往是由于武器较中国军队精良，徐宗尧也打过败仗，但他从来没有服气过日军。现在面对吉野，看到他那种害怕的样子，徐宗尧觉得说日本人的人种一定比中国人优越这纯粹是一种疯言浪语。
徐宗尧大摇大摆地坐在吉野的内室，看着吉野坐立不安的样子。
一会儿，妇女用一个托盘端来一些汪伪的货币。
吉野说：
“请先生收下，带给我的兄弟。”
徐宗尧笑着摆手说：
“这在我们那里是毫无用处的，再说，你兄弟二郎也用不着这些。”
吉野愣愣地看着徐宗尧。
徐宗尧只好又在纸上写道：
“钱的不用的，我们的大大的有，你必须帮助我的。”吉野看明白了。
“你的需要什么？”他问道。
徐宗尧在纸上写道：
“我的要购买药品，需要良民证和户籍。”
吉野看了纸条一个劲摇头。
徐宗尧说：
“我的要住在你家，这里安全的，等待你给我办好良民证和户
籍，钱的我大大的有。”
吉野这个人胆子小又好面子，听徐宗尧这么说，他愣了半天，说：
“很危险的。”
“没关系，你是日本人，这是在你们的地盘，我不怕的。”徐宗尧说。
吉野又和妇女嘀嘀咕咕了一阵子，说：
“先生请用饭吧。”
吃过饭，吉野带了一个人来见徐宗尧，徐宗尧一看，心里好乐。
吉野带来的这个人正是徐宗民。
有了翻译语言沟通就不大困难了，最后说定了几件事，一是徐宗尧化名王柄辉以河北工匠的身份在吉野的铁厂受雇；二是吉野尽可能通过上层关系为徐办理户籍和良民证；三是徐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四是吉野请求徐不得向日本军方说出他兄弟二郎的情况。
这样，二人达成协议。
当时，天津属于远离日本和中方交战的大后方，社会相对稳定，市场也较为繁荣，从北方各省来天津做生意求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不少是从游击区或国统区来的人，要求办理在天津长住户籍和良民证的人也不少，负责这些事务的是汪伪政权天津办事机构，吉野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请求为自己雇员办理身份证明应当说并不困难，可是，当时汪伪政权先天不足，办事人员多属碌碌之辈，贪赃枉法成风办事效率极低，此事一拖就拖了两个多月。
徐宗尧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天津，直到九月下旬才把户籍和身份证办好。
这时候他才有条件去包头见白凤翔，实施他的策反计划。
徐宗尧先到北平，换了一身行头，以天津商人的身份乘京包火车途经张家口来到包头，找了一个旅馆住下。
他想先从侧面搞清白风翔的情况，再前去拜访。当时，正是日寇收缩正面战场，而集中兵力向后方游击区扫荡的时候，白部的大部分官兵受命在绥远、晋察一带配合日寇扫荡。徐宗尧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白凤翔肯定受命在外，可是托当地人一打听知道白凤翔正托病在官邸休养。徐宗尧又了解了一下包头日本占领军的情况，得知日军主力一部分正在绥远红格尔图一带与傅作义、阎锡山军对峙，一部分抽出来对付晋北、察哈尔、热河一带的国共军游击队，正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慎重起见，徐宗尧先用银钱买通了白凤翔司令部的一个警卫班长，然后托他把自己亲笔写给白凤翔的一封信带给了白凤翔。
这封信写得很简短：
白兄如晤：潼头一别五载，区区不任向往。今弟经商至此，可望一叙旧情。
金兰弟徐
徐宗尧所以不直接到白府上去拜访，倒不是担心白凤翔会翻脸不认人把他绑起来交给日本人，而是怕日本特务对白凤翔暗中监视，万一在日本人面前露了马脚，一切事就不好办了。
信委托人带到白府以后，徐宗尧在旅馆静候白凤翔的消息，果然在当天晚间白凤翔便微服来访，两个人一见面，到底是有袍泽之谊，白凤翔激动得脸蛋直发颤，握住徐宗尧的手说：
“徐老弟远路风尘前来包头，兄长本应与你接风掸尘，实在是失礼呀。”
徐宗尧见白凤翔比前几年衰老了许多，而且听说白凤翔在绥远抗战时腹部受伤差点把命送掉，也不无感慨地说；“人世沧桑呀，几年不见白兄可是比以前憔悴了许多。”
白凤翔叹了口气说：
“嗨，人人都说蝼蚁尚且贪生，依我看，只有活人受罪，倒是没见过死人也受罪的，兄今天是生不如死呀。”
徐宗尧听出来白凤翔话中有话，他知道东北军将士中少有不痛恨日本人的，一些如白凤翔一辈的东北军老人大都是张大帅时代被收编和重用提拔的，他们对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大帅一事耿耿于怀，可以说和日本是有宿怨的，而年轻一代军士又经历了“九？一八”国难家仇，所以也对日本有着刻骨仇恨，如果说中国人不乏民族败类，甘心为虎作伥的汉奸也大有人在，这徐宗尧是相信的，可东北军中若是有人甘心投敌变节，那首先他就要问自己的良心过得去过不去。白凤翔在抗战中弹尽粮绝投敌出于不得已，他虽被日本人重用，封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可内心必大觉耻辱。
徐宗尧故意要往白凤翔伤口上撒盐，他不冷不热地对白凤翔说：
“唉，老兄此言差矣，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白兄如今贵为总司令，简直可以和蒋委员长并驾了，如此荣耀何谈生不如死！”白凤翔苦笑了一声。
“蒋委员长？嘿嘿，我能跟蒋委员长相比吗？蒋委员长如今是抗战的旗帜，而我白某早被国人骂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