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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一种暧昧感，令事物显得复杂起来。我在片场也放音乐——不是为营造气氛，而是带出节奏。要是我希望摄影师用某个速度拍摄，一段音乐就可以说得明白，胜过千言万语。
我靠直觉来做决定
我对技术那些东西不是太感兴趣，对我而言，摄影机不过是将眼看的东西转到胶片上的工具。但摄影机的放置应当有某种逻辑可依，尽管除你以外没有人晓得。一如作诗，诗人用字遣词都别有用意，有时候是因为语调铿锵，有时候是因为意义特殊等。
我很多时是靠直觉做决定。我对于对错选择有很强的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电影很难用语言分析的，电影很像食物，你吃后齿颊留香，却很难用语言将那种味道准确地向他人形容出来。那是很抽象的，电影也一样。事实上，我拍戏的方法自入行以来未有改变过，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的工作方法并不妥当。不幸的是，这是我唯一懂得的方法。我倒一直希望能像希区柯克，他在开拍前已将一切决定妥当。但我就是不能那样拍摄，那也没有法子。——整理自：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潘国灵、李照兴主编《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姜文作品《鬼子来了》
迎刃而上的悲喜剧
2000年，姜文的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一举捧得当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2001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价它：“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一部迎刃而上的电影。”同年法国《观点》周刊以《霸气与绝技》为题评价姜文，“与他的同胞张艺谋和陈凯歌相比，他的风格更接近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一部推陈出新的电影杰作标志了一位才艺非凡的电影人横空出世”。
《阳光灿烂的日子》将姜文的少年回忆留驻在胶片之上，《鬼子来了》则进一步确立了姜文在当代中国影坛的独特地位。
姜文：一个有力量的存在
《鬼子来了》在艺术上的成就已得到权威的评价和普遍的赞扬，加上之前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作为一个全能演员和优秀导演的地位已经没有人怀疑。
假如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对“个人记忆”的留恋的话，《鬼子来了》则是姜文对于民族记忆的思考和反省。尤凤伟的小说《生存》给了他一块土壤，一个有关“生存”的故事在姜文手里变成了对军国主义和中国国民性格的反省。这种反省在以前的“抗日”题材的电影里是不曾有过的。《鬼子来了》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时，可以幸运地舒口气——总算还有一部片子来承载它的光荣。
这部电影是我的“前世”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的生活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一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
想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为什么？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时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
拍片对我就像心理治疗
我夫人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却它。
《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这两部影片对我来说就像是心理治疗。把心里的事儿倒腾出来，不单单是有叙述的愿望，是整理出来，在某种状态下表达它，不然我心里越积越多，我得往外掏。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一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因为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日本人叫山本，晚上吃饭时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一名外国记者说，马大三的困境就是我的困境。我喜欢坐在影院的侧面，看观众和银幕的关系。我参加电影节时，觉得《鬼子来了》放映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韩国放时，前两个小时大家笑得乱七八糟的，后面一脚踹在了心窝上。
色彩本身就是内容
我本人爱看长片，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总觉得不够过瘾。我说拍片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是赢，不会节约子弹和枪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都用了好几百万卷胶片，所以《鬼子来了》用48万卷并不稀奇。我觉得一部近三个小时的电影用50万卷胶片，这比例还算可以。
涉及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顾长卫就提过能不能拍黑白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人员设备都不是特别齐全，其实黑白片对摄影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这次在戛纳电影节上人家认为我们的电影来势汹汹，就是认为在今天，有人居然用黑白片来拍黑白片，是对全体影片的挑战。因为很难，不容易拍，你很不熟悉。
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看过的人都意识到，根据《鬼子来了》的故事，它的色彩本身就是内容。为了影片最后砍头的那抹鲜红的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
红色，可以理解为红色的血或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作比较，那种红色显得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它让我看到了我想要的鲜红色。——整理自：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姜文：演而优则导
1984年，表演“处女作”《末代皇后》
1985年，主演《芙蓉镇》（“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7年，主演《红高粱》（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8年，主演《春桃》（“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9年，主演《本命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0年，主演《大太监李莲英》（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1992年，主演《狭路英豪》和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1993年，编导演《阳光灿烂的日子》（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1996年，主演《秦颂》和《有话好好说》
1999年，自导自演《鬼子来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01年，主演《寻枪》和《天地英雄》
2003年，主演《绿茶》
2004年，主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005年，拍摄《太阳再次升起》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周润发的同一个眼神，可以看敌人也可以看情人。”——李安语
《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
2001年，李安携《卧虎藏龙》奔赴奥斯卡，获得十项提名，并最终捧得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将华语电影带入一个口碑上的新境界，也掀起了华语影坛新一波武侠电影风潮。不过李安镜头里的“江湖”，并不仅仅是一个刀光剑影的世界，从之前的《喜宴》、《饮食男女》，到之后的《绿巨人》、《断背山》，无论背景与主题如何变化，一分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始终没有变。“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又何尝不是呢？”这句台词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好注脚。
李安：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
一心向往“布尔乔亚”武侠
我想拍武侠片，除了一偿儿时的梦想外，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神往。武侠世界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我可以将内心许多感情戏加以表相化、具体化，动作场面有如舞蹈设计，是一种很自由奔放的电影表现形式。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的侠义世界，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及梦想的世界。我觉得它是很有布尔乔亚品位的。
这些在小说里尚能寻获，但在港台的武侠片里，却极少能与真实情感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可是武侠片、功夫片。却成为外国老百姓及海外华人新生代——包括我的儿子，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管道，甚至唯一途径，然而他们接触的却是中国文化里比较粗俗劣质的部分。对此，我始终耿耿于怀，却无能为力。
俗话说“穷文富武”，武侠片要想打得好看，制作费就不能省，经费有限时文戏也不能不牺牲，可文戏又关乎意境。袁和平常常问：“你到底要打还是要意境，是要跑远路拍山水，还是要花时间打？钱就这么多，到底你要什么？”之所以这么的不痛不快，就因为我心里对武侠类型的爱恨纠缠。
忠不忠于原著都无所谓
回台湾拍《饮食男女》时，我读到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白羽的小说，其次就是王度庐。拍《理智与情感》时，我一面构思《冰风暴》，同时由徐立功代表洽购《卧虎藏龙》的版权。就我所知，这本小说以前只有四川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部电视剧和一部少有人知的台语片《玉娇龙与罗小虎》。
一般武侠小说总以男人为主角，比较阳刚。《卧虎藏龙》的重心则是女主角玉娇龙，心理层次诡谲复杂，白天是千斤大小姐，晚上开打、谈情说爱，是个对江湖儿女情有所幻想的难驯少女，也是个中国戏剧少见的角色。
当初大家并不看好，因为书中的大侠李慕白与俞秀莲戏份不多，篇幅甚多，十分传神有趣的小人物刘泰保无法挑大梁，主角玉娇龙又是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凶角色，除了我喜欢外，没人赞成。加上版权接洽过程也不顺利，于是着手找寻其他中文题材，但几年下来，真的没动心的。我就跟徐立功说：“拍了三部西片，我一定要拍国片了，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