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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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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塑造的老北京形象,我父亲当时就想把我们父子塑造的这两个形象“固定化”,以爷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当时也是受了日本寅次郎故事的启发,我们想做中国自己的系列喜剧。我父亲已经有了多年的艺术积累,他自己有这个把握,所以就请编剧来写,第一集就是《父与子》。
  我们没有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因为很多人都在拍艺术片,玩深沉、玩黑暗,他们不是热衷于现代社会生活,而是沉醉于过去的陈旧感、压抑感和悲剧情结中。而我们的趣味却完全不一样,我父亲当时的心理状态非常好,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无数苦难,但心里充满了光明,向往幸福生活,所以他的喜剧作品也特别光明。
  没有电影厂愿意拍《父与子》
  在当时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就先走了一步。当时的艺术生产流程完全是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由电影厂找剧本,完成剧本的创作,再由厂领导规定导演、摄制组,完全是“拉郎配”,而像我们这种完全自发的没有。那个时候的电影厂对平民生活喜剧根本不屑一顾。1982年,我曾坐火车拿一个喜剧电影剧本到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正是玩艺术上瘾的时候,连见都没见我,只让一个副厂长看看剧本和我谈,说:“这个不行,我们西影厂是以艺术片为主的,这类电影我们不做。”后来拿到北影、长影都不拍,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自己拍。由一家福建的民营公司投资来做,做了一半电影局让我们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看在陈强是个老同志份上,电影局没有追究什么。
  于是我们就找了个深圳影音公司,都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思想应该解放一点吧,没有。去了以后,勉勉强强同意参与拍摄。但在拍摄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意见我们不接纳,他们拍了一半退出了,结果我们的影片又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由电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统一收购,我们花了多少钱,他们就给我们多少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影院瞒报票房让自己“身心疲惫”
  “二子”系列当时的票房情况非常好。《爷俩开歌厅》参加第一届长春电影节和全国电影交易会,在交易会上虽然遭遇《新龙门客栈》,但当时我们卖出的拷贝数还是达到了全国第三。到《临时老爸》卖到了120个拷贝,《编外丈夫》遭遇《青蛇》,在成都全国交流会上拷贝数还是排在前5名。从《孝子贤孙伺候着》开始,我们开始实行各省分账,我们可以说参与了电影改革的全过程,从拷贝统筹统销到各省分账制到分票房。这一步在全国也属于领先。此外,我们还率先提出了“贺岁剧”的概念。每部影片我们都有全套的宣传策划案,还发放观众调查问卷。如今,观众的调查问卷来信我们都有保留,现在电影营销的所有手段,早期我们都用过,但遗憾的是没有人落到实处。
  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报小头瞒大头的地步,我们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80%的上座率,但上报他们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这种偷瞒漏报已经到了非常过分的程度。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身心疲惫”,并不是说我竞争失败了,而是我不败也要走开,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生生盘剥了。
  不愿意再提到电影,实在太痛心
  电影体制上的问题特别大,但没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弥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我们的《好汉三条半》同时上映时,当时我们每天的票房在20万元左右,即使这样,我们的影片在一流影院上演五天后就被安排撤出,放入郊区院线,而《甲方乙方》却能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因为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
  我们这么个小民营公司,以一年一部到两部的进度往前走,而且没有一部影片是亏损的,这样的业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做得到。我做的这些事没人愿意做,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是在把电影作为产业去运作。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提到电影的原因,实在太痛心了。
  停拍电影以后我才走进喜剧的门槛
  拍“二子”系列剧的时候,我也去体验生活。拍《傻帽经理》,我和编剧王培公在北京的沙窝蹲点体验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是“三不管”地方,各色人等都能看到,而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艰难,这些人物在我的系列喜剧中都有所表现。“二子”系列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喜剧,而是带有悲情色彩的生活剧。
  在我的喜剧系列中,我几乎都是以单身汉的形象出现,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很好的喜剧方法,卓别林也好,寅次郎也好,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电影里平民化和为人民服务的喜剧风格没有任何借鉴,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环境,连卓别林的片子也只是零星地看过几个,但是我父亲有很多的艺术实践,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剧冲突。当时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喜剧结构的方法,就是颠覆权威和伦理戏剧,父亲是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这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二子”系列我们只做了五部,之所以没继续做下去是因为父亲的年龄。我父亲是我喜剧生活的引路人和铺路人,同时我也是在往前铺路,慢慢才走到了喜剧的门槛里。实际上走进喜剧门槛也就是在近四五年,是在停拍电影之后,我把我的小品、喜剧电影、喜剧电视剧中所有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才摸出了喜剧规律性的东西,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从此以后我才进入了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再做什么事情就不盲目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商业片热潮”之《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 
  另类“第五代”周晓文
  “第五代”的导演群体中,周晓文是一个特例,他离开了“第五代”普遍的土地情结,将都市景观纳入视野。如戴锦华所说,“他善于发现故事,更善于以电影语言将它讲述得摇曳生姿”。1987年、1988年间的《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这两部当年引起话题的卖座片就是周氏风格的代表,此后他开创了“疯狂”与“青春”两个系列商业片“品牌”。
  周晓文:走上“疯狂”路
  吴天明让我拍这片子就是要赚钱
  刚到西影厂不久,我拉着一帮小弟兄想成立一个“青年摄制组”,自己写剧本,自己做计划,弄得跟真的一样,但是一次次“阴谋”都被粉碎。到了1983年,吴天明任厂长时,我们又“故伎重演”想得到独立拍片的机会,吴天明认真对待这件事,他很真诚,明着跟我们说:“我是想用你们的,但是要等我翅膀先硬了,你们才好有机会。”我觉得吴天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教父”,他扶持年轻导演的胆量和勇气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了,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没有吴天明,或许就没有我这个导演了,或者说起码要推迟很多年。”
  1987年4月,吴天明给我一个“命令”,就是拍《最后的疯狂》。剧本拿到手里一看,感觉差点意思。吴天明让我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咱西影赚一把钱。
  可我不甘心这部影片仅仅是赚点钱就完了,连一点我个人的想法也没有。我就想怎么让一个电影既能赚钱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我突然想到了绝妙的两招,一招是把警察和逃犯设计成性格相似、经历相同的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他在追自己的影子;另一招是在影像中不出现逃犯杀人的情景,只是在说他被通缉,观众通常相信他看到的东西,影像展现的只是逃犯出于自卫而使得本来追杀他的人触电网而死,这就完全是一个游戏,一个谜语了。我和芦苇商量后,觉得有招了,感觉一下子通了,拍起来就非常顺手。
  电影赚钱了,我成了“拆墙派”
  我完成了任务,为西影也赚了钱,又被当时很多电影理论家捧得挺高,我不是搞电影理论的,我是“实战”型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评论界对娱乐片很重视,开过好几次娱乐片研讨会,气氛挺热烈的,他们非让我发言,我就说想拆掉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的这一堵墙,他们说我是“拆墙派”。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堵横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墙完全是人为筑成的,电影本来就应该是既好看又有意思,而不是好看的电影就一定无聊、沉闷,有思想性、人文性的电影就一定不好看,没这个道理。那时年轻气盛,因为有实战经验了,说话也口出狂言,就说要拆掉这堵墙。
  拍完《最后的疯狂》,我就求吴天明,很想拍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隔了几年后凯歌拍成了《边走边唱》。吴天明太明白了,他知道这个片子是不赚钱的,因为有《最后的疯狂》赚钱的底子,也有火候了,他说你照这个路子走吧,挺棒的!这种片子(指《命若琴弦》)让凯歌他们拍吧。
  《读者文摘》上的故事启发《疯狂的代价》
  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一个剧本叫《戈壁血腥路》,讲当年盛世才家族从新疆逃回兰州一路上有人追杀,保镖保护他到兰州之后,才明白原来这个保镖是他最大的仇人。我知道这个能赚钱,为了能拍《命若琴弦》我说给西影一个能赚钱的剧本,结果吴天明就让我来拍这个片子,没想到给自己脖子上拴了个套。厂里研究给了不到三百万让我们拍,算是大投资了,我们想,把这一路改成从陕北到西安,打打杀杀的拍摄费用还够,真要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肯定透支。在采景过程中发现大家对这个故事都没有兴趣,结果我们在延安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改变计划,前提是既能达到厂里赚钱的目的,又能有我们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在里面。
  无意中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豆腐块儿大的文章,美国一位单身母亲的二女儿被强奸了,为了找这个罪犯,她带着七个孩子找了七年,最后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了。我们回到厂里藏起来,十天之内把本子写了出来,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疯狂的代价》。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发现当时的女孩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其实是特别渴望男人,渴望爱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恰恰是排斥、拒绝,这种扭曲的感觉在大城市里特别的明显,可能源自长年的一种压抑,自己的内心总在斗争。
  这种表达是我特别想说的,故事、情节、追逐、案件的安排都是为了达到厂里的赚钱目的,尤其是结尾的那种自我毁灭和对复仇的消解太巧妙了。我们结果就从“戈壁血腥路”一直走到了青岛的海边,痛快淋漓地拍了这部《疯狂的代价》。等于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让我们雀跃的是我们把想干的事情干成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商业片热潮”之《东陵大盗》 
  盗宝“盗”来票房大热
  1987年,商业片热潮袭来,娱乐片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观影快感。凭借《东陵大盗》系列片,被发行公司笑称为“财神爷”的西影厂老导演李云东曾说:“好的饭菜摆在橱窗里是没有用的,不管是海鲜还是豆腐,就是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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