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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潇湘厂，22岁时我对厂长说：“我要当导演！”厂长拍拍我脑袋大笑着说：“听听，这妹子要当导演？”1985年我23岁，与福建厂合作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远洋轶事》，厂长看完后相信我的能力，让我拍《马蹄声碎》。
等待我的《寂寞天堂》
到现在这个年龄忽然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年龄，事情都想清楚了，对做电影没有质疑。我现在的这种自信并非荣誉和成就给我的，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人生的苦难后，得到了真正的内在滋养，就像四季更替的自然调和的力量。记得我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有很多城市里的同学都不知道宁夏，到了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很为我的故乡而骄傲，现在越来越感激我出生在那儿。未来我并不绝望，已经有帕索里尼、爱森斯坦，已经有黑泽明、特吕弗，电影史其实并不需要我，他们是为所有人做的也是为我做的，我的梦想他们已经实现了，或许让我做他们的梦就足够了。多一个梦想者，多一个伟大的坚守者，多一个爱电影的人不是更好吗？
大概10年前我等来了一个《寂寞天堂》剧本，讲的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西海固的故事，甜美而忧伤。我准备再等10年，等一个能够认同这个影片的投资方。我还可以再等，等不到也没什么。如果学生需要我，我还会教书，或者在我自己的店里卖最好的卡布奇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谢园
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提到表演系78班，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总之是那些在银幕上光鲜夺目的俊男美女。但如果谈到第五代的电影，谢园的名字便会浮现出来，特别是因为《孩子王》里的那位知青“老杆”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曾被老师评价为“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的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今天，人到中年的谢园坦率地承认自己和第五代创作的巅峰已过，心灵的窗户已经被时间焊死。
谢园：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小小的虚荣心作祟
恢复高考时，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对自己没有自信，考理科或者考文科的正牌大学像北大肯定考不上，一般师范可能都悬，我还不愿意出北京，这样衡量下来只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广院和中戏的文化分数线不高，我别的方面的才能要是能吸引老师的眼球，可能就考上了，就能上大学了。一个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两眼一抹黑就没有想过这些事，追求电影、艺术和道理都是上学之后的事情。以前我在宣传队的时候会玩几下乐器，平时又喜欢出洋相。面试的老师把我给弄兴奋了，我把会学的国家领导人的口音学了一个遍。
喝着狼奶长大
其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五代，也就是我们“78班”有这么重要。电影永远是未尽的事业，它作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艺术手段，所能阐释的中国人和中国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四年学下来，我觉得对电影的认识有质的飞跃。对我个人而言，作为这一代的一分子我深受其益。我今年46岁，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现在逐渐认识到曾经被我们践踏的价值中人是第一重要的。“78班”的互相感染和熏陶，才使我对人和文化内在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不是外在的浮华。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现代启示录》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现在讲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世界第一”介绍给我的学生。它具有政见力，
与直接满足消费者心理的影片有区别。科波拉作为一个导演特别的较劲，其他反映人类战争的影片都不如这部片子够劲。
毕业时我很盲目，前途未卜，也不卜前途。有一次很多同学从郊区回来，路过老乡的庄稼，地上有把镰刀，一个美术班的同学拿起来，在木头电线杆上刻下了这样十个字：“一生不做作，半世哭别人”。我觉得这就是“78班”的精神实质，这已经超越了个体人生的认识。
形象一般，没有演技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是我眼睛近视，人家不要我，又给我退回学院了。我特别想穿上那身军装，心里特别难受。其实留校是被迫的，不过也挺好。我们当时158个同学，思想散漫，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刚从一个大的动荡背景走过来，有一种顽固的批判精神，有时候没有弄明白就开始批判了。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基本上对我们是因人施教。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任何的煽情，任何形式主义的作品严格地讲当年都被我们抵制，拒绝煽情和深刻。像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我们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情感上还不如《列宁在1918》来得痛快。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八个字的评价，“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班里那么多形象比我好的同学，我这样的只能演叛徒。但是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小人物身上有大命运，以喜剧形象示人的演员骨子里都爱人民。所以虽然有些戏被同学打击说“自行轻贱”，但是我信念坚定，价值观正确。
最纯粹的是《孩子王》
《一个和八个》是我真正认识第五代的作品，我发现此前在电影学院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过那样一部纯粹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攻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这是一部作者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不为了消费者，不为了商业，甚至电影的拍摄要求都可以抛弃，我们的表达不需要任何束缚。我们只要无限的忠诚，这是纯粹的内核和依托。
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我、陈凯歌和顾长卫的眼神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杂念。后来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拍摄地，坐在云南的那个角落，马帮的铃声传来，人生在冥冥中的那样一刻凝固了。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
我觉得第五代的这种激情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
80年代，这样呼喊和爆发纷至沓来，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田壮壮的《猎场扎撒》、陈凯歌的《孩子王》等等。我们生逢其时，身心尚幼的时候，碰上了“史无前例，皇帝不在的八月”，人性和生命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面对市场，面对商业和消费者不应该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时代变化了，我们有一半留在了80年代，心灵已经在那里焊死了。即使延续，时代也不能理解了，也不会是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被拉扯进了新世纪，这个舞台并不是最能展现我们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真实的“78班”，他们现在的经历也是自然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
“78班”之张会军
当院长这事总得有人干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对于张会军来讲，他觉得现在的孩子有和当年的他们同样的电影热情，但是缺少的是历练磨难和对社会生活的体味。他希望他的学生们都能成才，就像当年的他们这拨人一样。还在成长的学生们以及大学的纯真年代永远是可爱的。
张会军：“两个大学”的求学经历
学摄影之前教过体育
我是1956年出生的，导演系里面有不少比我大的，但摄影系张艺谋最大，我老二，我们78班五个系157个人，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2岁，几乎是两代人了。摄影系最小的是赵非，入校的时候才17岁，年龄小的和年龄大的经历不一样，但也有好的地方。像我们这帮人都是十几岁插队或者当兵的，没上过初中、高中，完全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的。经历这种动荡和苦难以后，把年轻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融入创作中，磨难出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需要很多一线的创作人员。
我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老师，什么都教。那会儿正是“文革”后期，教书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我连体育什么的都教过，也当过团委书记，干过行政工作。但是脑子里特别明确的一点是：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恢复高考了，我很激动，记得当时还跟单位闹得挺僵，因为要请假复习文化课。当时只让我报师范类的院校，因为我在教育学院教书，不能跨学科考，由于体育类和艺术类院校提前考，我就先报了电影学院，报的是理工科，记得当时的语文题就是《我站在金水桥上》。
没去上人大新闻系
当时说实话还真没有把握能考上。我又参加了统一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的是人大新闻系，结果复旦差了5分。在高考完的第三天我就接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了，过了几天人大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最后决定人大不去了，想干摄影。
我也是经过客观分析的，也动过脑子想考表演系或者导演系，那时候脑子也热。后来一琢磨要考表演系得长成王心刚或唐国强那样的，长相普通没希望；另外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自己实在有心理障碍，这跟上课不一样。有学生对我说，“张老师，您现在几万人面前都敢讲话。”我说这是两码事儿。导演系因为也要考表演，还是算了吧。而考录音呢，我掂量了一下，我音乐不好。考摄影吧，我喜欢画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