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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瑞生》当然不是最早使拍摄者赚钱的影片，事实上，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就和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拍摄电影都需要相对较大的投入，没有良好的产出支撑，“电影”这一行当估计早就烟消云散了。《阎瑞生》的意义还在于其“独立制片”的姿态——出资拍摄《阎瑞生》的几个人并不属于任何影业公司，他们的操作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次完美的商业策划。
有论者认为：《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从叙事动机看，都注意到取材的商业价值，所以采用所谓的爱情片和侦探片样式。尤其是影片故事的结局，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阎瑞生》的结案伏法处斩，《红粉骷髅》和《海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阎瑞生》的编剧杨小仲与《红粉骷髅》的作者管海峰更模仿美国侦探片，讲究剧情的紧张、新奇和场面的热闹、刺激，调动多种剧作元素吸引观众的好奇心理。
很多年后，音乐人李宗盛说：“听歌的人喜欢什么，现在社会流行什么，我就写什么。”意识形态产品的所谓商业化，说白了无非就是这样，即在世人可接受的道德标准及律令的框架内尽量去迎合使用者（观众）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即使在20年代，这样的尺度也不是人人都把握得住，在《阎瑞生》后不久的《张欣生》，就因为开棺验尸的镜头过于血腥而遭到禁演的命运。过犹不及，就是这个意思吧。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2年 明星电影公司
“明星”既出，谁与争锋
中国人兴办电影制片业始于“一战”前夕，不过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热潮。掀起这波热潮的还是当年拍摄《难夫难妻》的先驱者。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建立了明星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火烧红莲寺》、《十字街头》等著名影片。至1937年因“抗战”而停止营业，“明星”公司在近16年时间里推出了200多部影片，是当时中国营业时间最长的电影公司，也是中国电影业最早出现的“霸主”。
电影大历史：是热爱，而不是投机
说起明星电影公司，不能不提到张石川这个传奇人物。套用一句老话，张石川是“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张石川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但是敢想敢干，往往根据一时的直觉和粗略的分析就能做出决定的人，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注定是他的舞台。
张石川一生中办砸的事业比办成的要多得多。他1913年成立“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片公司”，次年公司随着一战爆发而倒掉；1916年，成立了“幻仙电影公司”，同年就倒掉了；后来又经手“新新世界”游乐场，在分隔“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的马路下修了地道，这个巨大的工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蜂拥而来，结果造成了很多踩踏事故和刑事案件，加上地道渗水，不但地下通道赔本，连“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都先后赔了进去；1920年，他创办的“和平新剧社”一年内又倒掉了；1920年前后，任“瑞慎洋行”经理，组办“大同交易所”，但上海突然刮起了交易所倒闭之风，便立即决定收手；之后利用交易所1万元的资金（对外号称5万），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有趣的是，张石川不但是个商业上的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电影导演。在亚细亚电影公司时，他完全出于兴趣拍摄了《难夫难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拍摄了十多部短片，其中的《一夜不安》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动画特技，而《横冲直撞》中使用了多机位剪接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张石川之所以在屡遭挫败后最终决定回到电影的怀抱，恐怕还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好。
在明星影业公司期间，张石川不但任总经理，而且还亲自导演了《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几十部影片，据同事讲，张石川“日里晒在太阳下指挥，力竭声嘶了不算，到了夜里终是叙集了五虎将研究到深夜；有时甚而至于直到天明”。
作为“明星”的总经理，张石川非常重视影片的娱乐性和商业价值，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然而他也并非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张石川前五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张敏吾”、“张敏求”、“张敏知”、“张敏华”、“张敏书”，连系起来就是“吾求知华书”，从中可以知道他对知识的尊重；而在辛亥革命时，他曾经率领商团出防，表现出爱国热情。
明星影业公司的编剧郑正秋和他是“心志同和情逾骨肉的朋友”。郑正秋更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提倡“有主义”之影片。郑正秋的影响使“明星”制作的影片多数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和教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的成功证明了社会教化功能和商业性绝非矛盾，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针砭时弊、教化人心的作品更容易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可，从而获得可观的商业价值。关于影片的思想性和商业价值关系的一个佐证是，1932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张石川感到形势发展，如影片内容不改变，怕赚不了钱，于是聘请了几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要表明，“明星”的成功经验今天仍然有效——中国影业需要有商业头脑，同时热爱电影的企业，需要不打一枪就走，精诚创业的实干家，同时需要摆正娱乐性和社会教化的关系，做到了这些，在上世纪20年代能成功，在现在或许也能成为中国影业上空的“明星”。
口述影像：中国电影第一人
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先驱者张石川先生，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现代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从事影视工作的人也了解得不多，甚至在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涉及到张石川先生的形象，也被描绘成油头粉面、一副流氓气的“张老板”。知识的残缺，不求甚解的学风，真令人汗颜。
张石川先生幼时丧父，家境贫寒，13岁即随舅父赴上海赚钱养家。由于他的聪慧、好学，17岁就学得一口英语，当了买办和经理。从1913年23岁开始从事电影事业至1953年去世，他为了中国电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35年的历程，他编导了156部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第一个电影事业家，第一个电影企业家非他莫属。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等等。
作为一个电影事业家，他把自己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办成了赫赫有名的影业公司；他创办《明星月刊》以求加强电影宣传；他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艺训练班，着力培养、发现新人。
作为一个电影企业家，他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以娱乐片为主，寓教于乐。他对公司的管理以及与同事的合作也非常人性化，每筹拍一部新片，他必将全厂演职员召集一起，宣读、研讨剧本，全体通过即投入拍摄；他又十分重友情，倡仁义，非常关怀演职员工。除了影片摄制外，他也重视发行，着力发展院线。他还改进拍摄设备，与国际接轨。
1937年“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张石川先生的心血也毁于一旦。他曾力图恢复“明星影片公司”，但时局的变化，人事的变动，财力的枯竭，他也没有回天之力，之后只好在其他影业公司从事导演工作，以求生存。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2年 《劳工之爱情》
眼见为实的爱情喜剧
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后，把摄制滑稽短片作为最初的尝试。1922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推出了《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等三部影片。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劳工之爱情》，因为在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风霜之后，此片的胶片得以保存至今。
电影大历史：不讲“劳工”，只讲“爱情”
从电影史的纸面记录跳跃到银幕上可见的黑白影像，作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尽管《劳工之爱情》短得只有22分钟，尽管这22分钟是无声中度过，但也是一种“亲临”的幸福。因为中国电影从此跨越了一道鸿沟，从此活生生地摆在了你的面前，而那些远逝的形象也将在各种放映机器的旋转中得以生还。
正像现有的研究中所发掘的一样：影片所体现的早期喜剧形式显得朴素而成熟，电影语言的多样和基本分镜头都有着直觉的表现，同时，郑正秋作为戏剧舞台实践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把多年的舞台经验圆熟地应用在影片的场景设置之中，这一切都使得本片在中国电影批评领域不断被重新定位和阐释。
1922年，正是“五四”运动由北向南，影响逐渐普及，势力逐渐巩固的时期，“劳工”、“爱情”都是当时的时髦观念，郑正秋与张石川抛出这样一部影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应之势，不言而明。然而“劳工”这个拥有特定阶级内涵的主体在片中却是似是而非。如果说卖水果的郑木匠，原来还有做“劳工”的可能，却主动转化成了小业主；他所追求的姑娘的父亲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却是个高度近视“连触霉头”的江湖郎中；对门的茶水店老板以及三个无赖混混，还有常泡俱乐部的游客无一是“劳工”，也不见挥汗如雨的劳作，更没有受压迫和反压迫，影片倒像是一幅混杂的城市“市井图“。其中祝郎中的女儿祝小姐倒是行为颇为大胆，身为小家碧玉，又是未出嫁的姑娘，不仅光天化日下大胆地与郑木匠眉来眼去常来常往，而且在郑木匠唐突地向父亲征求婚事时不但不回避，更是笑嘻嘻地接收并清点“聘礼”，甚至还引来茶水店里的一场争斗。
当“劳工”身份被有意无意消解掉的同时，“爱情”一词便具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五四”运动不仅带来了“德先生”和“塞先生”，更带来了一位曼妙的“罗曼蒂克”小姐。不同于以往的套路模式或者陈规戒律，爱情开始与一种内在的心灵沟通和完整的自我实现有关。《劳工之爱情》也把着力点放在了郑木匠获得“爱情”胜利的实践过程中。
如果说《劳工之爱情》还有点名不符实，那么本片的另一个名字《掷果缘》便来得自然而美妙。“掷果缘”所谓的“掷果”一词缘自《世说新语》，而在刘孝标注引《语林》中注到：“晋潘岳，美姿容，每出门，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掷果”拥有了“爱慕”之意。关于西方宗教所述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所获“原罪”，到中国历史掌故中“掷果盈车”的要义，似乎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
口述影像：电影胶片保存——为电影找到家
《劳工之爱情》被誉为“尝试时期中国短故事片创作的压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