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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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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片子要拍很多动物,包括大象、马鹿、猎狗等等,难度非常大。一场戏是拍大象害怕跑远了。机器架好了,商量好一开机,大家一起喊,把大象吓跑,但任凭怎么喊大象就是不动,汽车鸣笛大象也不动,没办法放了几枪还是不动。谢小晶急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儿,拿起一个大棒子照着大象的屁股就是一下,这场戏才拍成了。还有一次是拍马鹿在小溪边走,马鹿不听话,我们就把它抬到河边,可马鹿的脚偏偏卡在石头里了,我们大家一起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出来。片子里的动物只有猎狗是从昆明部队借来的,其他动物都是野生的,大象是从缅甸租的。
  除了动物戏难拍,儿童戏也很难拍。拍孩子的戏很多时候要采取连蒙带哄的手段。有一场是拍三个孩子拉红象,拉着拉着绳子断了,孩子们摔了大跟头,这场要分开拍。先拍孩子的镜头,田壮壮说要有真实感,不要告诉他们会摔倒。于是我们突然把绳子松开,三个孩子毫无准备摔了个跟头。但这条没拍好,还要重拍。三个小孩都不干了。于是又骗他们数到三,我们松绳子,结果只数到二,我们就把绳子松了。
  在题材的选择上,《红象》和我日后的创作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作为摄影选择题材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大。但在拍摄技巧上给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拿儿童戏来说,很多方法我都沿用到《一个都不能少》里面。用欺骗诱导的手段创造真实的情景,我称之为“借情绪”,就是从《红象》中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是一点一滴的。
  吕乐:我们选择了逃离
  《小院》是我们大三的实习作业,也是摄影系和导演系第一次合作。这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导演的主动性更大。我们几个摄影这时基本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比较大。尽管张艺谋那时便在造型上有另一种想法,但因为大家的风格比较统一,他拍摄的部分也没有太跳的东西。最后出来的影片,拍摄风格很平实,与新现实主义风格比较相近。拍摄《红象》时,张艺谋就开始极力说服大家,在一些分镜头上采取不完整构图,大家也多少认可了这种尝试,所以《红象》中有一部分已经带有了《一个和八个》那样的风格,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影片开拍前,我们被召集到一起给剧本提意见。在影片的一个外景地,清末一个官员的坟地上,北影厂的制片人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去了,还没等制片发话,我、张艺谋和侯咏就开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所有人都懵了,从来没见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壮壮很可爱,把我们仨叫到屋里,悄悄告诉我们,这是电影厂,不能再像拍《小院》那样,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我们开始还不理解,真拍上了就感觉受了打击,影片前三分之一,我们还主动发表意见,后面就是各司其职了。不过,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有许多想法都是很幼稚的,张艺谋那时的主要理论是打破常规拍摄,我则迷恋长镜头,后来一想,这么一部儿童片加动物片要真照着我的想法用长镜头,不知要多少个小时。
  拍《红象》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小。导演组的压力其实更大。《红象》中的大象是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大象要通过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国,当时,这两头象能不能弄来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拍摄前,我们可借鉴的电影很少,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动物电影本来就很少,借鉴得最多的一部电影是《黑驹》,还有一部是塔可夫斯基摄影师尼科维斯特的片子。拍摄中,很多方法都是现想出来的,比如拍摄豹子那场戏,我们从低视角拍,拍得很惊险,我对这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期被剪掉很多,理由是怕吓坏孩子。
  《红象》上映后,电影学院欢呼声一片,主要原因倒不一定是觉得片子拍得好,主要是我们这届第一次把名字打到银幕上去。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光荣吧。《红象》也是儿影成立的一部关键电影,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不会有《红孩子》那么大。
  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选择自由并不大,但是,我们这代人更多地迷恋像云南这样的异域风情。我们与第六代不一样,他们是从拍摄身边起步的,我们创作不出这种社会故事,我们选择了一种逃离。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在上学的时候,田壮壮是电影学院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红象》和《小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把侯咏、吕乐等人团结在自己身边。


“78班”之田壮壮
    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在上学的时候,田壮壮是电影学院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红象》和《小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把侯咏、吕乐等人团结在自己身边。谈及田壮壮,不少78班同学比较集中的观点是“他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坚持拍自己东西的人”,“坚持”对于田壮壮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并不较劲也并不挣扎。如今,田壮壮从学校又回到了学校,从27年前的学生成为了导演系系主任,万水千山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神圣的从前。
  田壮壮: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那时候不喜欢看电影
  其实我做电影这个事是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电影,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会做电影,我那时候也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就考进电影学院开始学电影,也不想学导演,却莫名其妙地学了导演,学导演的时候呢,也没想就真当个导演去拍个什么。
  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拍《我们的角落》,拍完这部片子后没想再怎么着,就又有了《红象》。后来拍毕业作品,拍《小院》有这么多朋友来帮你,三个导演、四个摄影、十四五个演员,就是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感觉总好像是有谁在帮忙似的。快毕业的时候当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老前辈金山找我,因为《我们的角落》最终没有播出,他给我一个本子让我们拍《夏天的经历》。
  电影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当时的这帮人进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都觉得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像是庄严的仪式一样。而且学电影没有那种“一剑封喉”的高招,各有各的方法。我一直相信电影不是教出来的,你可以遇到良师益友,但只是给你一些启发而已,最根本的是靠自己。
  马丁·斯科塞斯是特别重要的一位导演。《出租汽车司机》看了很多遍,当时觉得特吕弗的《四百下》是真正的电影,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对人生的含蓄探索是东方的。中国导演中水华导演的修养和学识深厚,功夫不在表面技巧上,功夫在人格、学识修养和悟性贯通上。
  毕业后把同学全看了
  毕业分配我分到了北影厂。我们毕业散伙以后,晃荡了好长时间也没事干,其实当时也无所谓干什么。那时候凌子风老导演拍《骆驼祥子》,他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我说还有三个经典的东西可以拍,一个是《死水微澜》,一个是《春桃》,一个是《边城》,后来这三个经典老先生还真一口气拍下来了,他就真让我跟着他拍《边城》,让我做副导演。我那时候心想,自己肯定也该做副导演了。
  正帮着找演员,到了广西,“发配”到那儿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他们正在弄《一个和八个》,为剧本绞尽脑汁正发愁呢,我们几个就商量,我和何群负责每天三顿买菜、做饭,让他们哥儿几个好好讨论,晚上我们一块儿撒开了聊,那段时间过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回北京以后,严婷婷找我说写了个本子叫《九月》,问我能不能帮着拍,我就问凌子风导演说有个片子想让我拍能不能去,他老人家挺开明,就说“去吧!”正好那时他有两个副导演,后来我就去了。
  《猎场札撒》是最初的冲动
  很多事就像连环一样,给凌子风导演做编剧的姚云又认识江浩,我看到江浩的很多东西,非常喜欢,就约江浩一起过来改剧本,改了个剧本就是《猎场札撒》。当时拿着这个本子到北影厂,人家没太当回事。后来又开始改张锐的《盗马贼》,那个时候也从没想过要去找钱,剧本就是改完了就完了。
  那时候正好有个国际电影回顾展,请来了不少国际著名导演,记得有马丁·斯科塞斯,我就特别想去看他们的电影,后来谢飞老师帮我挤进去了,我就在电影院特着迷地看,看着看着江浩来一个电话说:“内蒙厂可以拍《猎场札撒》了!”记得当时挺惊喜的。跑到内蒙厂和他们谈,他们不懂我们要干什么,就给我们几本胶片、一些演员,我们在草原上晃荡了一个月,摄影是侯咏、吕乐。其实本来这个剧本和后来通过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想拍就拍了。《盗马贼》也是类似的情况,后来西影投拍了,吴天明非常信任我们。
  发现对电影刻骨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好像戏可多了,只要想拍都能拍成,挺好的一个环境。拍完《盗马贼》后就觉得没意思,到处让我们改,我也不太愿意。后来一琢磨,算了吧,谁能出钱就拍什么,什么都不在乎,没追求了,有活干就干,没活干就打麻将。这么混了几年觉得没劲,还是得拍自己喜欢的片子,于是就拍了《蓝风筝》,从那儿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是想拍什么了,那时大概40岁。
  可能随着年龄变化,慢慢开始梳理自己,才发现自己对电影的感情还是挺刻骨铭心的。开始拍《猎场札撒》、《盗马贼》的时候特别想坚持自己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挺强烈的。一方面是电影形态上的,另一方面是态度上的、内心的情绪。那时候主要想表达关于人的本体、信仰、生死的东西,其实都有点“借题发挥”。最好的事情是认识了伊文思,他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引导。
  后来觉得电影这东西不是一个人就能拍,就能改变什么的。但是你可以不拍,可以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点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就挺“事儿”的,挺偏执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吴子牛 
    《喋血黑谷》成为1984年票房冠军
  吴子牛,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骁将,因用全新视角和手法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而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
  吴子牛:当年一度想退学
  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所以吴子牛又有“嗜血导演”之称,被评论为“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近年来吴子牛也开始介入电视剧的拍摄,《天下粮仓》就出自这位饱承忧患的导演之手。
  2004年底,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吴子牛个人影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举行,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导演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影展。这次影展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5部作品,《晚钟》、《英雄郑成功》、《南京大屠杀》、《国歌》和《火狐》,尽管这几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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