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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拍很壮观的实景。我就问是不是要骑马，杨子荣的马鞭还要不要？结果摄制组去东北大森林勘察外景，回来后讨论又觉得实景拍摄的话，舞台上的许多精粹很难呈现。后来实景拍摄还是没有搞成。
影片经过反复拍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终于在文化高压政策下侥幸过关。《智取威虎山》能够审查通过，多亏周总理去了，叶帅也去了。那是1970年8月底，在人民大会堂审看《智取威虎山》。影片一结束，周总理立刻带头鼓掌，并向剧组的主创人员表示祝贺。10月便在全国公映了。
八部样板戏拍五部
就在拍完《智取威虎山》后未得几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红色娘子军》摄制组，那边已经开始拍了。开机是在1970年7月，因为摄制组和样板团之间因为洪常青的出场变得麻烦起来，舞台与镜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我们进组后把第一场戏重新剪接，主基调没动，认为摄制组没有错，重分镜头按原样进行。结果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非要说“不能光考虑技术，要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争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喊要实拍，傅杰现场执行，摄影机由钱江、李文化控制。
因为有《智取威虎山》“不走样”的教训，对《红色娘子军》中的椰子树美工都要拿尺子仔细丈量，哪怕多一厘米也要立刻锯掉。时至年底，《红色娘子军》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后第三个摄制完成，影片送审较为顺利，但仍然提出云彩设计拘泥于舞台的批评。1971年新年过后，《红色娘子军》得以在全国上映。
1971年5月20日，我和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总理写报告，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报告得到总理支持，1973年元旦，周总理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三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补上。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74年 故事片“奇葩”《闪闪的红星》
潘冬子：非常岁月里的闪闪童心
1973年，“样板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创作人员都对“样板戏”产生厌倦心理，因为群众的要求和电影工作者的拥护，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创作逐渐恢复起来。拍摄故事片是让当时的不少电影厂和电影导演颇为兴奋的事情，因为较之拍“样板戏”的“不走样”来，故事片的创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口述影像：“潘冬子”与一部戏的传奇
原著小说《战斗的童年》
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三年后《战斗的童年》完成。故事讲的是江西根据地的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了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有一颗红星。李心田留下的誊清稿得以在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出版工作后出版，最后更名为《闪闪的红星》。小说流传开来，八一厂很快把它拍成电影。
《闪闪的红星》拍摄于1974年，与另一部经典儿童影片《小兵张嘎》的拍摄相隔11年，比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创作空气，《闪闪的红星》的拍摄是在“文革”时期，这部彩色的儿童影片对于八一厂，对于整个摄制组来说都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当年的电影界很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水平低、功力不够都可以谅解，但是政治立场却一定要站稳、站高。于是在接到拍摄任务后，1973年的9月下旬，摄制组就点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赴江西外景地。
妙手偶得潘冬子
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小演员的表演成功与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像当年北影厂拍摄《小兵张嘎》时选择“嘎子”一样让导演伤透了脑筋。但是《闪闪的红星》情况有很大不同，那些孩子身上十分宝贵的调皮和捣蛋不可能在“文革”时期紧张的氛围下重现，而十分幸运的一点是，“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实在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副导演师玮由导演李俊安排为负责挑选和指导小演员的工作，师玮在五六十年代就活跃在影坛上，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等影片，这次选“潘冬子”由于剧本已经定位成塑造小英雄，并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全片几乎所有情节都要围绕他展开，小演员成为矛盾与剧情的中心，这给选角带来很大的压力。
师玮与几位副导演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看了一百多个孩子，但是一无所获。正巧当时赶上劳动节各校文艺活动汇演，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在学校演出让电视台看中，在电视里播放时引起摄制组注意——这个孩子给人的感觉从形象和气质上都非常符合剧情中的“潘冬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就是他了！
“潘冬子”笑场挨训
对于一个刚刚9岁的孩子来说，离开父母身边跟随一些不熟悉的人跑到很远的地方拍电影的确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儿童影片最难的也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让孩子们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才可能投入进入。但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却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重头戏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妈妈的乡亲们。师玮启发他：因为这场戏他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剩下一个人怎么办？说到伤心处，师玮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9岁的祝新运却觉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全场顿时哗然。散场后导演李俊十分严肃地训了小家伙一顿，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潘冬子的“不惑之年”
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无形资产”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那时祝新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解放军，后来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果然进入八一厂，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面对过去的辉煌，祝新运说：“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或许所有的童星在走过少年、走过青年时代后都会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运所说：“当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束缚，就是这种东西，成了制约自己发展的障碍。”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74年 石油工人题材影片《创业》
“政治大雪”下 《创业》蒙难记
1974年，一部以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创业》诞生。但没想到一经问世就遭到“文革旗手”江青的责难。江青为影片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之打入冷宫。作者张天民等人感到冤屈，便上书毛主席，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来信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由此该片得解禁。“四人帮”垮台后，《创业》由于曾遭到过江青的非议而名声大噪，风光一时。
口述影像：“政治大雪”下 《创业》蒙难记
“政治大雪”比零下38度更可怕
1971年林彪出事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恢复创作。厂里派出四个队伍到全国各地寻找创作题材，我被派到大庆。自从文革开始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把矛头对准大庆，把大庆破坏得很厉害，而当时国家刚刚恢复“工业学大庆”的运动，宣传大庆属于一个大题材。那一年，我们组织大庆人写大庆，搜集了几百万字的素材，写出剧本提纲。到了第二年，江青下发了关于拍摄大庆和大寨的批示，大意是说，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立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
我们拍这部电影吃了不少苦头，是在摄氏零下38度的大雪天里拍摄出来的，但是“政治大雪”更可怕：1974年这部电影拍完，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有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公映不出半个月，就遭遇到了“政治地震”。
遭遇“政治地震”
江青看后暴跳如雷，宣布《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之后下了三条禁令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是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是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是不许向国外发行。后来，他们又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下发了对电影“创业”的十条意见，列数十大罪状，比如说这个片子塑造的周挺杉是个鲁莽的汉子，华政委暗指刘少奇等等。电影的主创人员要不停地写政治检讨。
自从1973年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和四人帮的斗争就开始白热化，而当时正是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的时期。他为了进一步整顿文艺，就要求文艺界找一个典型案例，出一篇有分量的材料。胡乔木找到白桦、张锲等人去商量，他们推举了张天民，因为电影《创业》是被“四人帮”干扰得最严重的一部片子。出面找张天民的人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对领导上层和文艺界都比较熟悉。当然，张天民主笔来写这个报告是要顶着坐牢的危险，他得到了妻子赵亮的支持，她对他说：“你如果要蹲监狱，我来带孩子。”后来，邓小平夸奖赵亮说，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比我们表现更好。
上书毛泽东 掀起轩然大波
为了防止江青查压，他们采取了障眼法，把信复制了三封通过三个渠道递交给毛泽东，一份由邓小平转交，一份由毛泽东的秘书转交，一份投到信筒里。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封信到达了毛泽东的手里，听说是他的英文教师卢荻给他读的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批示就下来了。毛泽东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情在文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1975年9月15号，我们接到通知说，江青要在大寨见我们。当天下午7点多，江青从虎头山回来，一进门，别人就告诉她说《创业》摄制组的同志到了，她第一句就问：“张天民在哪儿？”张天民走上前去，江青说：“你这个娃娃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找你算账。”张天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江青已经有看法了，知道她迟早要完蛋。江青为了给自己遮羞，就给张天民施加压力，要他再重新给毛泽东写信，说：“《创业》即使没有大错，也有小错，同意不发行。”这显然就是在否定毛泽东的批示。我们摄制组表态决定不能写，因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不写信就出不了大寨，所以最后信还是写了，但出了个花招，就说我们打算继续深入生活，再拍一部反映大庆人创业精神的新影片。再后来张天民又去了大庆，剧本也写了，但没拍成电影。有人批评张天民还是有投降痕迹，但这是当时的历史，不能苛求前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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