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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莫道人生多坎坷
从中医学徒到医学博士（1）
1939年1月2日，王维忠出生于吉林省贫困的德惠县五台乡新胜村对龙山屯。父亲王连芝时年29岁，母亲姜凤英时年33岁。其时他有两姐一兄，但在他出生后的三年间，因家庭贫困，生活无着落，最后哥哥、姐姐均因病无钱医治，不幸相继夭折。王维忠出生后三天，因生口痈不能进乳。正当悲伤的母亲对他的生存失去信心时，幸好隔壁的二伯母精心照料，四伯父四处求医。谢天谢地，七天之后，他终于脱离了危险。由于四个孩子只剩下了这位最小的儿子，因此王维忠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因乡下迷信，父母祈卜算命都言他“命硬”，不可喊爹叫妈，于是只好改口称父为“大爷”、称母为娘。就这样，王维忠一生都没喊父母为爹妈。因生活贫困，1940年王维忠的父亲独自一人到张家湾（现在的德惠镇）为韩国人开旅店，以此接济全家。年幼的王维忠随同祖母、母亲及大伯父遗孤王维华（二哥）和王维花五口人一起生活，靠几亩贫田薄地，艰难度日。在这期间，其祖母和二哥相继病逝。王父归乡种瓜兼行医治病。1947年春，父亲因又一次进城谋生而被困长春。为了生计，年仅8岁的王维忠跟随母亲开始学习农活，并承担了上山拾柴等劳动。在童年时代的乡土劳动中，他耳闻目睹了乡民们生活的辛苦，从小就与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感情。王维忠的父母都能识字，有一些文化，这在当时的乡下也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开明的父母从小就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
关于这些，王维忠曾撰文回忆道：“1945年春正值日伪时期，我开始就读于伪朝阳堡小学，接受了近五个月的奴化教育。日本投降后学校解散。1945年冬随四伯父王连清读私塾，尽管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却受到了启蒙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家乡的第一所小学叫恒兴顺小学，〖JP2〗1947年，我与小朋友一起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1949年转回新立小学。1951年春我进入五里外的杨树区头道小学就读，1952年春考入五台中心校。一年半的高小读书期间，每日往返16里路走读，尽管途中多次与野狼相遇，但都风雨无阻。1953年8月考入德惠县第二初级中学。”〖JP〗德惠二中是1952年成立的初级中学，距家15公里，只能住宿，这对一个从没远离父母的14岁孩子来说，想家在所难免，因此他每逢周六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三年间除了下大雨，很少例外。这期间，让王维忠永生难忘的是1955年春。一个周六的黄昏，王维忠又独自一人从学校回村子。当他走到暖泉子东南的毛道上时，突然发现一只饿狼在十多米外的荒地上转圈。刚开始，他还以为是一条野狗，直到那东西一直耷拉着大尾巴紧跟着他走了很远时，他才意识到了危险。正在此时，一个邻村的中年货郎出现了。他告诉王维忠：“那是一只狼，它跟踪着你呢。不过，有我在，你不要怕。你快点从我身后走开，我用摇手鼓来赶走它。”为了答谢那位张姓货郎的救命之恩，王维忠后来多次带着礼物去看望他。王维忠在中学时（左）和大学时（右）的留影1956年夏，勤奋好学的王维忠以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德惠一中高中部。上学那天，他乘一辆大马车颠簸了一天，行程30公里才赶到一中报到。第一年就被评为“三好学生”，可到了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王维忠却退学了。儿子的王父，利用乡村行医常到德惠购药的机会，顺便来校看望儿子。谁知，势利的班主任侯子明获知王父家庭出身不好，竟当众指责他，并称王维忠是在帮助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服气的王维忠马上与老师据理力争起来。出于自尊，倔强的他于4月8日毅然决然退学回乡，过起了乡民的生活……回乡后的王维忠开始跟随四伯父学习中医。每天一大早，他就得背诵《药性赋》、《王叔和脉学》、《汤头歌》、《医宗金鉴》及《医林改错》等，然后就是跟随四伯父学习药理、采药晒药、配中药等，整天浸染在草药味中。一晃就是8个月。这段中医学徒生活，尽管是在乡下，但王维忠过得并不安稳，还是经常受到来自极“左”的骚扰。因为王维忠出身“富农”，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常因此而受到歧视和冷遇。他此次回乡后，个别公社干部派人把他看得紧紧的，使他寸步难行。这种野蛮粗鲁的工作作风使心高气傲的王维忠十分厌恶，他下决心要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环境。如何才能跳出这穷乡僻壤呢？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他备齐高中课本和复习大纲，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啃了起来，6个月下来体重就减了20多斤。1959年，全国新创办了一批高等院校，生源不足成为他人生转折的机遇。在申报志愿时，他第一个选择的是吉林医科大学（后先后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吉林大学”）。7月初应试，感觉很不错。8月20日，王维忠正在参加一位乡亲的婚礼时，有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家里刚接到吉林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人为他高兴，乡亲们为他贺喜，他终于如愿以偿了！5天后，他就去长春报到了。
从中医学徒到医学博士（2）
胸怀大志的王维忠结束了农村中医学徒生活，跨入了梦寐以求的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是由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亲手缔造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发展而来的，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洗礼，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尽管1958年转到地方，但这里仍然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日出早操，进食堂、进出教室或集体活动都要排队、唱歌、喊口号。
王维忠学的是公共卫生专业，住在一栋二层小红楼里。一年内八个半月上课，两个月劳动，一个半月假期。王维忠在劳动中显示出农村学生的优势，冬天到校农场劳动，扛上100公斤大豆走上百余米也毫不费力。四十多年后，王维忠还深情地回忆：我的大学生活真幸福，简直像首长诗。两年的医学基础课很快结束了，三年级时王维忠转入医疗系。1963年8月份进入临床实习，他们班被分到山城通化206医院。随后他和4名同学分到东辽县医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层医院实习。坐在县医院的诊室里、穿着白大褂、挎上听诊器，第一次领略到做医生的神圣感和使命感。9月初，他们回到通化206医院。医院位于荒沟门外的城郊，三面环山，前面是浑江，景色优美，环境宜人。他与老师、护士的关系非常融洽。10个月的实习使他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很好的结合，最终在全班54人中，他以89。5分的最好成绩结束了实习生活。让王维忠深感幸运的是，5年大学生活结束后，一直为自己的出身而忐忑不安的他，终于被分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日中联谊医院）。
步履维艰的青春（1）
1964年8月23日上午，精神焕发的王维忠来到第三临床学院报到，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学校决定，新毕业生半年下乡劳动锻炼，半年进科当助理住院医生。他被分配到内科。23日下午进入内科并接管病人，住进院内的集体宿舍，开始了24小时住院医生负责制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要24小时守在医院，而且必须完成病历、首次病程记录，对病情进行分析，提出诊断计划和治疗方案等，病人如入睡困难、发烧、咳嗽，一个通知就得马上起来处理。几乎没有休息日。
当时，精力充沛的王维忠最多时负责32个病人，但他从不喊累。1965年春节，他是在病人身边度过的，这是他第一次没有与家人共度新春佳节。一年的辛勤工作，使他业务进步很快，收获很大，为他当内科医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7月，王维忠先是被通知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去乡下开始为期8个月的“四清”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66年4月份结束。
生活上的艰苦，工作上的困难，思想上的变化，都使王维忠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良好锻炼，不仅磨练了意志，而且增长了社会工作经验。两个月后，他又被安排到农安县龙王公社同心大队参加社教工作。这次他任工作组材料员，工作得心应手。
1967年7月，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医院通知他们回医院。医院一般不收治病人，医护人员无所事事，王维忠因身体原因休病假，1968年春返校到二院出门诊。“文革”造反派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到处可见批斗场面，特别是对王维忠这样出身不好的人，随时都可以抓起来批斗。但王维忠没有虚度年华，只要一有空，他就偷偷地看书学习。就这样，他以优异的工作成绩一直留在白求恩医科大学。
1971年，王维忠回院参加4个月的医学培训班时，他利用中医学徒时打下的良好基础，综合所掌握的中医中药理论知识，发明了活血化瘀的“心舒乐”，用以治疗冠心病。这次临床实践的成功，使他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
1975年春，王维忠又担任七三级《诊断学》教学。由于他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又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深受学生们好评。
但1975年对他来说是黑色的一年。这一年，学校造反派在一些不法之徒的煽动下，再次把整人的矛头对准群众，首先把平时交往多、活动能力强的“三王”（王彪、王农、王维忠）列为重点，而王维忠因为是富农出身，又被列为重中之重。当时学校一位叫阎某的保卫干事，抓住他不放，无止境地上纲上线，纠集专横跋扈的杨某等人，像猫盯着老鼠一样盯着年轻能干的王维忠。
灾难随着王维忠的一次回家探亲而降临。这年春天，他回家乡探望年老体弱的父母时，两位大队干部看到这位吃“国家粮”的年轻人从省城回来，就特意找上门来诉苦，并请求他：“咱们这穷乡僻壤现在最缺的是化肥，你能不能想法从省城里搞一点回来呢？”
〖JP2〗王维忠本来是个热心人，他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回到长春后，他四处找同学帮忙，一下弄到了50多吨平价化肥，且为了方便乡亲，他又找车把这些化肥运回家乡，这不仅让老家的全村人受益，更让整个公社的乡民受益。那时的化肥对于农村来说，可真是紧俏货，能想方设法搞到高价化肥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