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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规定，所有记者、作家来访，一律得经他们同意……
我当即要求其出示所谓规定时，他半天不出声。当我询问该公司房屋质量是否存在严重问题时，对方避而不答。随后我又问道，公司让工龄长达２７年的胡跃琼待岗，是否与她一直举报公司有关领导违法乱纪有关呢？公司是否因此而打击报复她呢？李书记连忙否认。当我又问及六年前自杀身亡的会计苏福林、因车祸而死亡的司机李端正以及前财务科长杨华曾被收审等有关问题时，李书记不由脸色大变，极度不安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赶紧对我称：对不起，你所问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真的不能接受你的采访……随后，李书记一边用纸巾擦拭着额头，一边将我拒之门外。
他枕着未结的议案长眠（5）
上午10时许，当我赶到红河州电网公司找到纪委刘书记时，一位工作人员称其正在外开会。当我拨通其手机，刚说明来意时，对方赶紧说，我现在石屏开一个紧急会议，真的不好说什么，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2007年8月7日下午3时许，我从个旧特意赶到位于昆明盘龙区拓东路的云南省电网公司时，１２１５房的省电网监察室一位叫杨春昊的青年男子马上警惕地询问我是做什么的，随后严厉地对我喝道：“我现在只与胡跃琼说话，你要采访的话得提前几天与我们的办公室联系。我们电网公司是国家的特殊部门，不会轻易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在１９楼党委主任办公室吃了闭门羹后，又寻到９楼一挂着“企业文化办研究会”的办公室时，一位年约五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的老者冷若冰霜地回答：“我们电网公司只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采访。”说罢，就以其工作忙为由，将我拒之门外。
2007年8月7日下午，我随同耿美华、耿美芬、耿美云三姐妹和胡跃琼特意来到个旧市人民检察院质询有关6年前的举报结果。一位副检察长很热情地出来接待了我们，但他称，自己是刚从外地调过来的，对6年前的案子的确不清楚，只能等他了解情况后再作答复。耿氏三姐妹说：“这是我们6年间第66次上访了……”
在胡跃琼多次实名举报过程中，曾受到杨华及其儿子的死亡威胁。
经过一周的深入调查采访后，我终于掌握了个旧供电公司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临走前，瘦弱的胡跃琼对我说：“这6年间，我们一直向各级部门举报公司的问题，特别是楼房的问题，但大都是石沉大海。在48户人家中，我第一个站出来与公司诉讼，是迫于无奈。房屋质量问题，只是我们公司诸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胡跃琼面朝北方，对我感慨地说：“正因为地方的阻碍太多，所以我特意向远在长春的王维忠代表求助。这几年，我一直不停地向他写信举报个旧供电公司所存在的问题。”
满脸沧桑的耿美华也说：“真没想到，千里迢迢的王代表能在百忙中关注我们的事。这真的很难得。可惜的是，我们再也无法向他老人家写信了……”
2007年10月，受胡跃琼和耿美华之托，我特意利用去长春采访之机，又一次到长春郊区的福寿园，在王维忠代表的墓前点了三炷香，并敬献一束他们特意用丝绸编织的花环。在阳光的映衬之下，这凝结着千里之外两位普通百姓深情厚谊的花环，就像陵园中那满眼金黄、香气迷人的菊花。
离开前，陵园里的看墓人告诉我，在近一年时间内，经常有外地来的陌生人打听王维忠代表的墓碑，这些人一边祭拜一边流泪。
“看来，这位王维忠代表可不是一般的代表呀！”看墓人赞叹的声音，随着金秋的清风，在这风景如画的寂寞陵园中萦绕，回旋……
陵园里面，秋风习习，松涛阵阵；举目凝望，金菊郁葱，绿色宜人。
在山花烂漫之中，我凝望着墓碑上的王维忠代表的遗像，只见他在花丛中冲着我微笑，仿佛像生前那样，正在和蔼可亲地与我对话……
我知道，他还活着，他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我知道，他从没有离开我们，他活在这青山绿水之中。
那青松掩映之间，有王维忠代表凝眸沉思的侧影……
那山泉丁咚声中，有王维忠代表接访群众时和蔼的声音……
那浓浓秋色深处，有王维忠代表深入基层调研后满载收获的笑意……
那空中飞翔的小鸟，仿佛正在传递王维忠代表参政议政的议案……
那小鸟的啁啾，正变幻成王维忠代表笔下一个个激扬的真诚文字……
后记秋天的怀念（1）
当秋风伴着秋雨送来寒意，当黄叶随风飘零到窗外，农历丁亥年的秋天又悄然来临。
极目远处，那催人忧伤的落叶，又无声地感染着我忧郁的愁绪。一种痛切的怀念，绵绵得像窗外不远处的运河一样，黄叶纷纷，水雾迷蒙，烟波渺渺。
2007年，对漂泊京城八年的我，是不平静的一年。像这秋风苦雨一样，纠缠在挥之不去的愁绪之中，我几乎每天都用文字和思念与一位可敬的老人对话。直到深秋时节，蜗居在京东郊出租屋里的我，终于在电脑前敲完了本书的最后一个字。
在此之前，也就是2006年12月初，我在长春送别王维忠老人回京后，就开始埋头整理和创作本书，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初稿，谁知却因为电脑病毒，多年心血凝聚而成的数篇稿子和图片，全都丧失殆尽。无奈之余，我只好一切从头开始……
也许没人相信，这可恶的病毒来自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小丑。2007年夏，“石野焦点网”和“中国记者维权网”因为独家披露了山东济宁女教师田冰因与房地产商之间的纠纷而入狱的内幕，还有其他的几次维权，多次遭受威逼利诱。因为我坚决不撤销批评文章，网站很快被人关闭，随后〖HK〗又被人施以病毒。致使很多关注“石野焦点网”的网友们的电脑因此受侵害。
与此同时，生性不屈于谎言和权贵的我，在忍无可忍之余，为了维权，又打了两场维权官司，这两场官司均与我的《卧底记者》一书有关：一是因为花费了我两年心血的《卧底记者》被《法制晚报》擅自侵犯著作权后，对方那位女编辑不但不道歉，反而态度嚣张，我怒而将其推上被告席；第二场诉讼是因为《卧底记者》于2005年1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四次印刷中，印制粗劣，图书质量没有达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标准和要求，严重伤害了我的读者，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经多次交涉无效后，怒而将之告上法庭……〖JP〗
对我等草民而言，打官司实属无奈，更非恶意炒作，只是想让他们的丑剧不要再在别人的身上重演，不要因为个别人的无知而影响无辜的读者和社会，所以我在法庭上最终和《法制晚报》领导握手言和。而对中国方正出版社，尽管不是尽如人意，但也暂且接受调解。
状告《法制晚报》，绝非和该报过不去，就像状告中国方正出版社非本人和该社过不去一样，而是因为该报的一编辑侵犯了我的著作权之后，拒不认错不说，还敢“反戈一击”，中伤作者；方正社那位副处级责任编辑康弘，在我长达30万字的《卧底记者》一书中，四次印刷四次出错，而且差错最多时竟达六百多处，但此君却大言不惭地称这都是作者改来改去改出来的，不是他的责任……正如俗语所言：“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他们的态度和作风，给作者、读者和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比那躲在暗地里施放电脑病毒的黑客更令人防不胜防，令人无奈和心痛。错了就错了，只要说声道歉，或选择一种合适的道歉方式，谁也不会计较什么。但我偏偏遇上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之君，无奈之余，只好走上法庭用法律来讨说法。尽管我最终接受了法院的调解，但对方由此给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无法估量的。但愿他们不要再用这种作风去对待其他作者。
就这样，在这种糟糕的心境当中，在对王维忠老人无限怀念的心绪之中，在京城漂泊的我，靠着微薄的稿费支撑着高额的房租和日常费用，终于艰难地完成了本书的采访和创作。
2007年11月8日，沾满露水的晨曦，在小鸟的啁啾之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沾着雾气的阳光穿过窗纱涌入我的小屋。这天早上起，我的小灵通和手机欢叫个不停，那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同行们的祝愿——记者节快乐！
哦，中国的第八个记者节又悄然来临。
我推开窗子，对着窗外一排耷拉着枝条的杨柳长叹一声：又一个记者节到了，可我再也听不到王维忠代表为“新闻监督法”大声疾呼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他伏案为记者维权写议案的身影。
凑巧的是，这一天正是距2006年11月11日、距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武警总医院送别老人的日子，刚好只差三天就是整整一年。
逝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在王维忠代表活着的时候，我没有能够让他亲眼看到这本书，但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这本书终于完稿。正如他的二儿子王绍申大哥所说那样：“谢谢你终于写完了父亲的这本书，正好当作他一周年的特殊礼物吧。”＇
只是，这特殊的礼物完成得太沉重、太凄凉：
因为王维忠，每一次采访总令我感慨，总令我激动，总令我潸然泪下……
在一年多时间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沉浸于家中那高达一米多的材料中，那是王维忠代表的遗物：手稿、日记、议案、调研提纲、书信以及百多家报刊对他履职的报道。
在此期间，我除了几次必要的采访，大多数时间都将自己关在偏僻的出租屋里，埋头创作这本长篇报告文学，与我尊敬的主人公同乐同悲、同苦同甘、同感同叹，我既为以前早就了解过的事情而欣悦，亦为许许多多我刚获悉的事情而感慨……
中国记者有70多万之众，而在近十年的代表生涯中，采访过王维忠的记者多达1000多人。在这些头顶均有光环的新闻同行面前，我这位从南方漂泊到京城的农家子弟，只不过是一位无挂靠单位、无编制、无背景的流浪记者，但我却与王维忠代表一见如故，并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对此，很多记者感到惊讶。其实，我们这一老一少的交往，正如老人生前所说的那样：我们性情相近，都是爱说真话、实话之人；我们志趣相投，都热爱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爱学习法律，爱为人打抱不平，敢与那些侵害人民利益的各类腐败现象作斗争。一句话，我们都有乡下人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秉性。
后记秋天的怀念（2）
是的，我们的正常批评绝非像某些君子所言，是给社会抹黑，是给社会添乱，无论是王维忠老师生前所履行的民主监督和人大代表监督，还是我等长期坚持的舆论监督，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在和谐的进程中，无论是作为代表，还是身为写作者，都应更多地把某种社会责任和公德放在重要位置。正如何建明《为了弱者的尊严》一书中的主人公、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所说那样：“建立和谐社会，司法公正、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