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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图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在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也是用颤巍巍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没有她下注的机会了。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的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蒋经国病逝当晚７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劝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二十三、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轻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姓周的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到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总计长商量。”
随从们当然听命退下。不多久周总计长出来了，就会看到宋美龄高兴地走出房间，周总计长再向她鞠躬之后便退出官邸，搭车离去。
那几天里，宋美龄的心情就格外显得轻松，对蒋介石也相当亲热，会打破惯例，向他问东问西，关怀备至。大家就更确信，原来周总计长是送钱来了。“财神”到，夫人笑。看来千金一笑的典故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间又有了新的诠释。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每两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这样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是如此。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候去士林官邸，要想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对宋美龄表明其尊重的态度时，宋美龄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在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但这必须经过李登辉的批准。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
宋美龄早就拥有令人咋舌的偌大家财，但直到耄耋之年，还对此类“津贴”念念不忘，她攒的钱，自己这辈子肯定花不完了，有人说，有钱人里也是分级别的，他们的赚钱目的不同：有数十到上百万元资产的，还要为了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努力；有成千上万直至数亿元资产的，挣钱就成为一种惯性，一种乐趣；当钱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用它来实现精神上和名誉上的满足了。宋美龄攒钱的目的大概属于前两者，因为第三者，她的第一夫人身分及由此发挥的影响早已使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二十四、不仅会攒钱，还会赚钱
宋美龄从没舍得从她的家私中捐出一部分来从事福利事业。大概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够大，名声也已经够响，无须再借助金钱的效力了。就是当时在台北传为美谈，由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岛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慈善机构，事实上也不过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官太太一起玩桥牌，把“财资”拿来筹措开办的。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附和的人大概也不见得能持久。所以，“妇联会”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７日成立后，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玩笑话，说大家何不一起来玩桥牌，玩牌总会有输赢，输的一方就拿出钱来，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参加“妇联会”领导层工作的人本来就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谁也不愁拿不出这点打牌钱来，而且这样“寓工作于娱乐”，让打牌还显得有点社会意义，听起来还是一件很风趣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建议于是就真的付诸行动了，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钱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的捐献款项，而大部分还是由慈善者捐献来的。
宋美龄对自己的家产一向是很“珍惜”的，国民党溃离大陆的前几年，国统区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宋美龄面临着“蒋家王朝”崩溃，自己的“第一夫人”桂冠也随之丢失的危险，但她并没有舍得动用她存在外国的庞大家财来稳定国内的经济。“国事”和“家事”分得清清楚楚，而她自己又没有亲生儿女可以继承财产，人们不禁疑惑：她积存这样巨大的财产要干什么，又准备留给谁？
这个问题随着宋美龄９０年代的赴美隐居，答案渐渐明朗起来。圈内人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她不可能把钱交给蒋家的后人，大概会给孔家的后代，就是她的外甥孔令杰和外甥女孔令伟。
宋美龄与孔令杰关系密切。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在一场雷阵雨中溘然长逝。宋美龄在新寡半年之后，以养病为由，到美国调养。之后，又几度到美国作短期或长期停留。她住在纽约蝗虫谷拉丁镇的一座别墅里，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归其子所有，宋美龄是客居于此。寓所门口有美国政府给她派的便衣警卫。１９８４年的３、４月间，美国休斯敦一家华文报纸《美南日报》刊出一则花边新闻：宋美龄有意迁往休斯敦孔令杰的寓所居祝原因是：纽约地处美国东北，冬季时间偏长而又严寒，夏天虽短却又酷热。蒋夫人几十年来多居台湾，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对纽约天气颇感不适，而有意迁居于与台湾气温相近的休斯敦云云。这个消息在华人社会中传了一阵，其后因宋美龄改变主意没有下文而沉寂。
但紧接着，一个更轰动的消息震惊了华人世界。孔令杰因为在休斯敦建筑一座像“七太空城”、“零零七海底城”的地下城堡，再次成为新闻人物。据说，这座神秘的地下防空洞是准备为宋美龄躲避核战争用的。
这座地下防空洞建在一个人工湖的下面，目的是如果遭遇敌人核弹袭击时，湖水能阻滞中子的穿透力，还有两座高塔式的炮楼，大门上嵌装钢甲，可以瞄准、炮轰来犯的坦克。孔令杰自己说，他之所以要修建这样庞大的防空处所，是要在爆发核战争时，收容在美国的所有亲友。他还要建筑一个属于自己的市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