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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两次海事会议与魏文翰先生朝夕相处，宗植深感受益匪浅。在待人处事以及与西方人交往的礼仪，说话的方式等等，凡在中国国内无法学到的事，魏先生都给以指导。以后宗植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开通日、美，中、日之间贸易，与欧美人打交道而“游刃有余”。他说，文翰先生对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更深了解了魏先生的高士情怀。魏先生为什么去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法律呢？是因为中国没有治外法权而使他深觉愤慨。他说：“洋人认为中国没有法治，我们至少应该把洋人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实行法治，把治外法权收回来。最低在收回治外法权之前，在公共租界的外国法庭里，也得保障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听任洋人自由裁判，让中国人吃亏。”回国后，魏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执行律师业务十多年，主要专理海商法事件，因其执法公正，维护了华商正当利益而声名鹊起，一些公司争相聘他为法律顾问。的确在民族危机深重年月，有多少才俊之士，用他们所学、所长来报效中华啊！大律师魏文翰是一个，成功地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所以在1994年，多年定居东瀛的八旬高龄张宗植先生曾撰写长文《巴山夜雨》，寄到国内，深情地怀念他当年的知交又是指导者、老同事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并记叙他们生平业绩。这都是今天中国人应当了解的，因之我在90年代《传记文学》杂志，荣幸地陆续刊出张先生这些忆往怀人佳作。我记得关于魏先生，宗植先生在文章结尾曾惆怅地说：“1978年以后，国内旧友陆续有消息了，但文翰先生在何处，怎样的处境，完全无法探索。”借助这篇拙文，我期望国内有知情魏先生者，能够满足张先生想了解魏先生晚年境遇的渴求。
1947年5月，张宗植作为民生公司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成员，回到纽约。这时广大华行也已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8月，忽接他在广大华行老相识舒自清电话，说卢绪章已与卢作孚先生谈妥，要由“广大”派他去日本。张宗植遂于9月去东京，从此，他就长驻日本了。
“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张宗植）
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留驻日本，他来得是时候。那时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才刚刚允许外国商人来日经商，但名额有限制。中国的限额是108人。但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像民生公司，广大华行是不在参加之列的。而从未来着眼，尽管内战在紧张进行，中国解放区和将来新中国，对日贸易是重要的。这又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识远见。既然在国内没有机会派人去日本，是否广大华行的纽约分行，能在美国的限额内，派人前去，捷足先登？卢绪章异想天开。那么派什么人去呢？他马上想到民生公司派驻纽约，会英语、日语的张宗植，人才难得。他立即征得民生公司卢作孚同意，借用张宗植代表广大华行去日本。在张宗植来说，觉得这也是他同日本的“宿缘”。战前他在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半，而今正可以去看看战后日本，继续他对日本的现场研究。
张宗植温文尔雅，沉静不多言。外表看去像一介书生。然而他在民生公司的经验，加上他在欧美近一两年的阅历，又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熟悉日本民情风习，这的确使他的赴任，具备天然优势。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他的使命必然成功。成功全在于他发挥自己优势，广结善缘，主动进取的努力。
张宗植作为来自美国的贸易商、“买主”，被“盟总”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买主饭店”。他很快跟主管进出口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官员和日本外贸厅的人搞得很熟。他还受美国施贵宝等药厂委托，开展美、日药品、杂货贸易。战后日本物资匮乏，能出口的商品，包括药材原料甚少。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脉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开展中、日贸易，中国没有美元来付款，“盟总”定的规则是物物交换。他已经向朋友请教了物物交换的结算方法。这时108人名单中的中国“买主”陆续出现了。然而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他们凭以往与日本做生意的老经验，要开通同日本的换货交易，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们要同掌握实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人打交道。可是有的人虽是“日本通”，却不谙英语。而日本贸易商，除非外贸厅的上层官员，是见不到美国官员的，所以虽有生意，无法及时洽谈。张宗植凭借他来自美国，又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很快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这也是战后中、日之间物物交换的第一笔生意。在张宗植来说，这事只是出自偶然（那个廖姓商人恰被安排与张宗植合住一室，因而有此幸运），张宗植这个“代办商”，却名声远扬，震动了全东京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1948年4月末，他搬进新办公室，便宾客盈门，都是来求他做代办生意的，应接不暇。他将大部分人推辞了，只选定几位，替他们代办。这事几乎持续一年以上。这期间，经张宗植之手直接促成而非代办的，自中国运进日本的，除菜籽饼，还有桐油、猪鬃和生漆等，主要是土特产；而从日本出口中国的，则大宗是人造丝，其次是轮胎、螺丝钉之类，成交额将近二十几万美元。然而开展中、日贸易，在张宗植，这只是一个开端，小试锋芒。直至于1949年夏天广大华行专程自香港派人来请张宗植真正开拓中、日较大宗贸易（那时人民解放军已风卷残云般驱赶着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南边逃窜），他才大显身手。
不平凡的人生（4）
卢绪章那儿来人说，东北、华北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向日本采购是就近捷径。且东北、华北的设备原来多为日本制品，便于补足配修。而日本也需中国的农产、矿产，来复兴他们的民生及基础工业。他交给张宗植一份立即可从华北出口物品清单。张宗植觉得大豆、脱壳花生应是大宗，其他的不怎么需要。他希望来人回去调查了解开滦煤、铁矿石，盐有无可能出口。对于能够做成的生意，张宗植全力以赴去做。很快做成了来自华北、东北的大豆万吨以上，脱壳花生上千吨。回程的货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生意越做越大。张宗植手里握有进口大豆、花生的证书，总金额合588000美元，除新定十几万美元的钢筋，其余478000美元定货金额全部被日本富士电机所接受，为中国制造需要的电机。数年后老板和田对张宗植说：“你是富士电机的大恩人，那时手头没有新业务，银行里借不出钱，工资发不出全额，正处罢工前夕。拿到你那张“盟总”批准的出口合同，我们得救了。”香港（广大华行总部这时设在香港，它是后来成立的中资华润公司的前身）不断来的货单，大量要的有棒钢、竹节钢等，更有数千吨造船用五公厘厚的钢板。日本方面则需要中国的铁矿石。这些交易作成了，其后是中国出口数万吨盐，向日本交换东北、华北急需的大批钢材。这些钢材在1950年6至9月份，已陆续运往天津、大连。然而6月份突然爆发朝鲜战争，使10月份待运的无缝钢管、锰钢杆等受阻。美国人控制的“盟总”，公告一切可转作军用的物资，禁止出口中国大陆。10月末张宗植奉召前往香港。老朋友舒自清赞赏这不到一年半的中、日贸易成绩。他告诉张宗植，“北京方面非常满意。从东北、华北出口四百多万美元油粮矿产，换回四百多万美元电机、钢材和工业生产必需品，是空前好成绩。国民党政府从抗战胜利后，就派了几十位大员，动员了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但直到这时为止，包括台湾在内，也没有你老张一个人经手的那样多。”后来还有件事，笔者在这里说一下。张宗植自香港返回东京后，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台湾方面的驻日“中国代表团”却盛传张宗植是共产党，是北京派到日本的，还通知日本警厅调查他的行动。他们调查了一番，对“美国来的张宗植”，未敢妄下毒手。几年后，张宗植才知道，他这样被人注意的原因。据日本统计资料，1949年全年，日本出口金额不过五亿二千余万美元。而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出口去中国的广大华行部分加代理部分及帮助日本出口去美国的货品，合计近五百万美元，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
张宗植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早于1954年廖承志—高崎民间贸易协议好几年，而此事至今鲜为人知。
却说1950年10月在香港居留数日，朋友们是很希望张宗植撤回港岛的。然而张宗植是不愿做事留下尾巴的人，中、日贸易的余额如何追回？被扣货物如何取出另找主顾？这些未了之事不宜撒手不管；再说在日本他也还有些私事牵连，不能一走了之。考虑再三，张宗植诚恳回答他的友人们：“任何环境下，不需过分担心。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啊，可敬的中国反帝爱国熔炉里走出来的勇士，你毕生的坐标是不会改变的。你语重心长的话，正是你的心声。你虽自此成了孤岛上的独行者，然而主意是你自己拿定的。虽说世事无常，有独立人格的你，你自己选定的路还得自己走下去。期待于你的朋友们且看，这条路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看得出在你们几位中，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活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