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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汉子作家苏策（5）
再进一步往深层想，做这些事的高级和中层领导机关的人，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可怕的是，他们那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忘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却决不忘记整人、整下属，处置人的惯性；这最起码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爱护部属。像这样的领导者无论在部队、地方，恐怕不是很少数。
再往深一层想，还有个观念问题。说是“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对人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可就是不宝贵、不慎重。为了凑足百分比，可以将有为青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划为“右派”，让人家受苦受难几十年。为人民打江山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反革命”。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潘汉年，可以打成“敌特”。热血爱国抗日青年包璞丽，被俘，从敌营中跑回来，除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便不再有信任。前线部队能攻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好青年、好干部，一旦被怀疑，可以立即处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观念，似乎是重团体，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从来没有人的个体生命尊严，值得尊重；人人平等、平权，尊重每个个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等这样的观念。所以处置起人来，尤其是草野百姓，基层干部等，有时就更轻率了。再就是长期“左”的思想流毒未消。对“坏人”警惕性高，宁愿冤枉一个、甚至牵连更多的人，而不愿放过一个“坏人”。对人警惕多，关心、宽容、信任少。习惯保自己多，替别人着想少。如果都像小说《寻找包璞丽》中老将军那样想着别人的长处、好处，像小说《千言万语》中的徐勇连长那样，对战友的命运充满责任感，那就好了。如果真是承认“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可能对抗战时期的包璞丽，自卫反击战中的连长徐勇和连副方天荣，就不会是那种态度了。
感谢苏策在两篇小说佳作中，都提出了人的命运，“左”的思想细菌以及某些观念、体制的缺欠，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对普通人命运的损害，这些理应引起人思考、关注的问题。
总的讲来，我觉得苏策的小说关心国家兴衰和人民大众的命运，以人民的憎爱为憎爱，直面现实、历史，代表了华夏正音，这是非常可贵的。
四
苏策的散文集《关肃霜之死》，是近20年他发表在报刊上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有游记、杂文，有多篇精彩的怀人之作。更有一部分是苏策的自叙之作，可以当作他的简传去读。
苏策还有一部传记文学代表作，那就是他写中外知名的名将陈赓将军的传记《名将之鹰》。这书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很受欢迎，7000册很快售完，1992年再版。在这之前，已经有几位作者写的陈赓将军传记出版。我认为苏策这本书是以其特有的分量、质量而后来居上。我决无贬低其他陈传的意思。但我认为凡是看过苏著陈赓传的读者都会承认，此传最大的特色是材料不光翔实且准确、精当，的确是传了陈赓大将的神韵、风采，既不夸张、溢美，也不走样儿，而是朴实无华地，就是这样真金闪烁。也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和陈将军直接接触，有感于心，心血结晶之作。这本书还有个特点，就是耐看耐嚼，有回味。我虽说看过一两遍，但什么时候拿起来，还愿意再读再咀嚼。我想好书之不同于假冒伪劣产品，就在于这样。我读过不少传记作品，经过某些比较，我斗胆地说，这本书在我国新出传记类作品中，乃上乘之作。
五
苏策出身北京书香人家，1937年1月初，抗日战争还没爆发，他受进步老师导引，16岁即去太原投军。其后即在八路军部队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正是在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任宣传科长），他是部队老宣传、文艺工作者，能歌、能演，会作曲，会画画，更会写作，乃真正多面手。有时也直接参战，历经许多艰险，九死一生。但这样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当军区文化部长，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没过几天舒心日子，1958年就被追加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坐了7年牢。从长期参加战争，到当“右派”，当专政对象，挨整，劳动改造，苏策这几十年，是真正尝遍了人间的咸、酸、苦、辣。而今苦难已变为财富。这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难得的精神财富、素材宝库啊！
苏策今年77岁。但对于一个真正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并不算老，而是写作的黄金期，成熟期。我祝愿，也坚信，他还会给这个世界以独创的佳作。
1998年12月31日下午写完
（载《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
王蒙和他的成名作
王蒙，一个瘦个子的年轻人，那时在北京市东四区（现为东城区）团工委工作。他向《人民文学》投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稿，被编辑选中。这就是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豆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第9期。那年，王蒙20刚出头。编辑部上上下下凡是读过小说原稿的人，都很欣赏作者的才华，他信笔挥洒，却将少年人的心理写得生动传神。当时编辑部具体主政的是严文井、葛洛，他们很重视扶植文学新人，但也强调对他们严格要求，包括从严删改将要刊出的他们的稿子。王蒙这篇《小豆儿》似乎被删削得“苦”了一点，小说的题目也是编者改的。发表后曾引起作者一些不快，写信到编辑部，葛洛接见了他，与之恳谈。
第二年（1956年），王蒙作为青年作家（这时他已有长篇手稿《青春万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人民文学》负责联系北京作家的小说编辑谭之仁再次向他约稿。
谭之仁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去文学研究所（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前身）深造，于1953年来《人民文学》工作。他的确是个干练而热情的编辑。1955年底，中国作协安排秦兆阳来《人民文学》具体主政（任常务副主编）。那正是刚刚发表了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的时刻，全国上下似乎正在掀起一股建设的高潮，因而秦兆阳的“施政方针”很强调文学应积极地反映现实，并在组稿和编辑工作中进行一些探索。作为小说组的编辑，我和谭很赞成秦的这个方针并努力付诸行动。
我还记得谭拿着王蒙的新作手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来找我的情景。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住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
我当时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印象，觉得这是年轻人、也只有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小说。是用年轻人单纯、纯净的眼光来看复杂纷陈的现实，因而又必然是怀着焦灼、渴望、期待的心态来感受现实的一篇作品。小说以表现为主，而非理念（“概念化”）的产物，初看似乎有点儿杂乱无章，而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如刘世吾、韩常新、赵慧文以及麻袋厂的王厂长、魏鹤鸣等等人。小说的缺点也许是还少点老练，再就是艺术结构尚不能说是很匀称、完美。但是我和谭做梦也想不到，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在《文艺学习》杂志讨论时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尖锐对立，以致引动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还为王蒙的小说说了话，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更不能认为首都北京的党的机关内就没有官僚主义。当然毛主席也讲了小说有缺点，但劝批评家，尤其代表新生力量的年轻批评家不要去“围剿”他。
但这一来王蒙的名气也大了；在全国知识界恐怕是家喻户晓。“人怕出名猪怕壮”。尽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自为他说了好话，但几个月后，王蒙还是被错划为右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被粗暴地定性为“反党”毒草。
我们将稿件交给秦兆阳后，我不记得秦兆阳是否找王蒙谈过（那时我出差去外地了）。秦兆阳的作风是亲自动手为作者修改稿件，尤其他视为重头作品的新作家的稿件。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经秦兆阳修改并改了题目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而秦兆阳的改稿，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春也掀起轩然大波。秦为他在《人民文学》的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关于秦改稿的功过是非，在这篇小文里不想作出评价。但我赞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的编者，他完全尊重作者王蒙的意见，在将这篇小说收入小说选第二集时，采用的是作者原来的稿本，并且恢复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个原题。有兴趣研究王蒙创作的人，还是读这篇“原装”作品好。
再补充一点，王蒙没有忘记最初向他组稿并最先推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的编辑。1984年，《人民文学》杂志举行创刊35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原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一些老编辑参加盛会。时任《人民文学》新主编的王蒙在会上致词时连声说：“谭之仁同志来了没有？我感谢他，他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白桦和公刘（1）
新中国建立不多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曾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也是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