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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慢慢蹬着，过了这一片废墟见弯就拐，一拐就使劲快蹬，上了大道，插进车队，心里狠狠叫道：‘流氓，坏蛋，阿飞！’给完三顶帽子，不觉又好笑，咬着嘴唇骂了声：‘贼———’女干部晚上躺在床上还撂不开这件事，觉出这个黑小子面熟，这个名字也不耳生。她是个人事干部，成天和人和人名打交道，哪能都记得清。可是那条手绢儿，手绢儿，叫女干部牙痒痒的梗在心头。半夜做了个梦，梦见在公园草地上，有人抱着她打滚，张嘴喊叫却喊不出声来，原来嘴里塞着手绢儿，滚得一身汗，只好软瘫着，倒认出来那个人就是黑小子……第二天女干部打电话给那个什么什么厂的人事科，问有没有某某某这个人。‘有。’‘哪个车间的？’‘死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死的？’‘三天了。’对方还告以尸首还在火葬场搁着。“……一整天女干部都像有条虫在她身上乱爬。到了下午这条虫在她心尖上咬了一口，女干部骑上车直奔火葬场。……女干部一眼扫过去，却见中间一具，脸上盖着手绢儿，白地血点子，她的，她的手绢儿。女干部一鼓作气，直奔手绢儿，使手指头尖一掀，却是一个老头子！……女干部往后退，心里的一条虫，一下子变成了一百条。但她的两条腿还听指挥，直挺挺地踏上台阶。忽然看见台阶顶上，阳光明亮，一双铁甲车一样的皮鞋，一条丈二长的劳动布工裤，站着那个瘦骨暴筋的黑小子。不等女干部叫出声来，那黑小子抬起右手，在鼻子前面，大拇哥跟中拇哥一捏，打了个榧子，声如爆竹。女干部脑袋嗡地一声，两腿一软，跪在台阶上边。故事到这里就完了。”看他一路写来，全仗那生动传神语言、动作，将那“见过世面”，心狠手毒，却又乔模乔样不肯在人前服输（包括她恨黑小子，夜间却又做着与他有关的绮梦的矛盾复杂心态）的女人事干部以及有了一番生活阅历捶练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从容捉弄了那个让人憎厌的女人事干部）曾是插队知青的黑小子，活托托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不论是塑造人物还是说故事，作者小说语言的创造能力，真可以说是自由、老到，生花妙笔了。其实这仅是小说开篇第一段。后边的“添枝加叶”更精彩，作者进一步“点化了”，也就是深化了他的人物。他行文自然，写作技巧圆熟，像是不经意地话锋一转，似以前的说书人那样插了两句话：“‘口头文学’有两个便宜，一个是什么主题思想、典型性格、作用效果……这一嘟噜劳什子，一概不管不顾；再一个便宜是谁都可以掺和进来，或糖里拌蜜，或节外生枝，或画蛇添足，没有足够的时间，还一概不负‘口’责。兹举例如下：其实‘糖里拌蜜’、‘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正是巧妙地组成了小说后半部的三个“构件”———段落，有了它们，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点化’也就水到渠成。”小说的结构至此浑成一体，首尾呼应，一篇佳作就这样出色完成。在“糖里伴蜜”这段，对人物的深化描写：以伶牙俐齿的貂、暗含讥讽的语言———“那一口牙齿雪白，个个尖锥的，就是壳蟹，浑身带刺的鱼，一咬上都酥了”来形容、象征那么一个“先当保皇派造了反，后当造反派保了皇”，“身材灵活，面貌俊俏，眼睛亮亮，不知大小，下巴尖尖，若有若无”的人事方面一个女干部，真是神来之笔。而这样个性化的一个女人事干部，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她（他）们生长于、也适应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作为人事干部，她（他）们不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为何事，只知一味以鸣鞭、明枪暗箭整人为乐事，一脸冷冰，风霜，仿佛这就是她（他）们的尊容。而到了阴霾晦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在望，即将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某一时刻，这类人的故伎重演，其危害不可低估。“节外生枝”那段就是讲的那个插队知青“黑小子”送她外号叫“貂”的那个女人事干部的邪行。他目睹并承受了她的邪行。一位上了点年纪的遗传学家有七年被迫停止了他热爱的专业工作，回来后渴望回到他的实验室去，他兴冲冲地去见那个女人事干部。“……忽然一个尖利的声音穿过玻璃窗”（那是“貂”在咬人！）：“叫你回来就是落实政策。”又大约两分钟后仍是一声尖叫：“政策组织上考虑，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作者继续写道：“玻璃窗上花白头发又往下落，后脑勺也只剩了半个。黑小子仿佛看见一口雪白的牙齿，个个锥子一般！‘什么一传二传，什么有衣穿没衣穿。（按：这个人事“貂”，不知遗传学为何物！所以出口“什么一传二传……”这样的瞎话。但这样的人暂时却仍掌握着别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现在有碗饭吃就行了。去吧，告去吧，告到中央去吧，去吧去吧。’”那老专家气得脑溢血，当晚就死了。轮到那个黑小子，“貂”说：“工作一般是八大员，集体单位。照顾你到民政局。”“貂”说，民政局根据特长分配，下属单位也多……“貂”住了嘴，黑小子一挺站了起来，“貂”“不觉把这个精神虎虎的高个子上下打量起来，嫣然一笑，甜甜地说‘往后再联系，就这样吧。’”黑小子偏偏这时候张嘴说话：“顶大不过火葬场呗。”引来“貂”歹毒一笔：“本人谈话志愿火葬场为要。”———黑小子因之被打发去火葬场干活。再看专写黑小子哥们的“画蛇添足”这一段。黑小子站在火葬场台阶顶上，一个榧子，使“貂”脑袋嗡地一声跪倒在台阶上。其实黑小子的榧子，并非朝她打的（并非她揣摩的他在报复），而是对来自全国其他地方跟他一样，而今被分配到火葬场干活的知青哥们一个信号，意思是他料事如神（当他帮一个女子修车，认出了她是‘貂’而她并没有认出他，想到她这个人事干部做事的后果，竟使那老遗传学家死亡，不免愤愤不平，遂要了她的手绢，报了老遗传学家的姓名，来作弄她一下，也算是正义对她的警告吧。他料到“貂”必定会来火葬场，他向哥们打了赌，他赢了。这些以前的红卫兵、插队知青围着他们的黑哥们一起畅饮时，自然厌恶阻碍时代前进的“貂”一类人物，而将他们热烈的向往寄托于来日，那就是广开才路，人尽其用，提拔新秀。他们也畅想他们敬佩的黑哥，有天能当个干部局长，专门去做爱惜人才、举荐人才的事。这当然有点调侃的味道。但言为心声，这是民心民意在呼唤。作家这篇“口头文学”小说，虽说篇幅不大，的确创造了“貂”和黑哥们这两个活生生的互相对照的人物。黑哥们虽然在“貂”眼中是所谓“流氓、坏蛋、贼”，工作“低贱”，但真正是心灵高尚，愿意多做好事。而“貂”一类，则是扮演过时的角色，有碍社会进步。总之，《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语言、结构都很讲究，风味特殊（黑色幽默），有创造性，很成功的短篇佳作。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3）
将近一年之后，林斤澜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 期的《辘轳井》也是一篇成功的短篇佳作，我们将它发于该期小说的头条。这篇小说我很喜欢。因为《火葬场的哥们》我说多了，此篇只能讲一两句。这是一篇写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一个拥有古老辘轳井田园风光、浇水种菜人家几十年的今昔变迁。作者一面是怀旧情浓，引起读者共鸣。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自然状态可爱的田园，而不能不迁居，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小说《辘轳井》中那可亲可敬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另一面则是欢呼社会进步的这一进程，连作品中上了年纪的男主人公尤老师傅也参加进去了，找见了自己称心的新工作位置。作品同样是结构谨严，语言精炼、讲究，写作技巧高超圆熟，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今回过头来看，像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短篇佳作，进入那时的全国获奖短篇行列，应是毫不逊色的。只是那时评奖可能比较偏重推出新人，有的老作家作品难免有时被忽略。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们寿命长，不在意一时忽略。
斤澜这些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条道上的基本功，少说也有两事：语言和结构。结构有人借用日常用语———组织，也在理。这两事可磨性子，十年八年不一定见成色。非见成色，枉称作家。”这是斤澜多年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甘苦心得之谈，是非常宝贵的。我写斤澜这篇拙文，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当小说编辑的那个三十年，我感觉，我们出来一大批写小说的作家，但像林斤澜这样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思考、研究和讲究短篇小说语言文字及结构等写作艺术的作家，虽然有之，但实在并不多。因之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比较高超，足供人反复欣赏之作不很多。恰在世纪之交，林斤澜出了文集六卷本，主体当然是他的短篇小说。我建议小说研究者和学写小说者，不妨认真阅读林斤澜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不小收获。
2004年6月3日完稿
（载《北京文学》杂志）
硬汉子作家苏策（1）
一
我大约是50年代中期知道部队作家苏策。1956年我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时，很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那时他是一位随军进藏作家，已在其他兄弟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报告等。不久之后，他果然寄来一个短篇。我读后印象颇佳，至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说教，创造了一个能让读者进入其间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作品被主编否定了，主要意见是说它“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不去评判主编和我对这篇作品看法上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鉴定，那时存在着“左”的思想，所以好的作品有时可能以“缺乏思想”或“思想性不强”而被否定。苏策那个短篇，因为年深月久，具体人物、情节我记不起来了。但对这篇有艺术味儿小说被否定，我似仍耿耿于怀，在1957年头几个月鼓励鸣放时，我给《人民文学》写了《百花齐放三题》短文（载该刊1957年5、6月合刊），其中第二篇“谈鼓励探索”，我说到，对文艺作品，人们往往看重和强调直接宣传效果，而对探索着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而不直接宣示“思想”的作品，则往往容易否定。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讲的。苏策这位作家，从此引起了我注意。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