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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商业周刊》的“福”，很快，马云和阿里巴巴就在欧美名声日隆，来自国外的点击率和会员呈爆增之势。就这样，马云不花一分一毫，却引来了无数媒体甚至是国际性媒体的争相报道。
虽然，史玉柱说，“2001年还钱的‘新闻’不是策划，至于全国媒体的报道也是被你们生逼出来的。不管外界怎么评价，其实说到底我不是太张扬的人，能回避就回避，尽量少接触，因为我现在没这个需要。”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还钱之举，2001年上半年史玉柱还是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凭着还钱的举动，史玉柱还成功当选中央电视台评出的“2001年央视十大风云人物”，一时更是声名鹊起、轰动“武林”。
试想，如果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都换算成广告版面的话，这个价格将远远超过史玉柱还钱所花出的一个亿。而知悉传媒和广告操作的人都知道，以新闻刊出的报道比之广告的传播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更何况，如果当初欠下的钱不还，不管史玉柱跑到上海还是北京甚至巴黎、纽约，也不管他依靠脑白金、黄金搭档或者其他产品赚得了再多的利润，也不管新的公司叫巨人投资或者健特或者其他名字，他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安宁，他的行动将永远偷偷摸摸——只要他亮出史玉柱的名字，难保不会有债主找上门来。
这样来看，史玉柱还钱的策划就更加臻于完美——不仅解除了心头之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4．“泰山论剑”——史玉柱的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2001年2月15日，当还钱一事依旧余波未平时，还处于媒体聚光灯照射下的史玉柱在去参加“泰山会议”的飞机上列出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并在“泰山论剑”中大吐苦水。
一直以来，史玉柱显然是把“泰山”当成了自己的“娘家”，自己的精神寄托。按照史玉柱自己的话说，在低谷的时候，“泰山”始终给了其很大的精神帮助和动力支撑。而今，史玉柱需要将这几年的情况对“泰山”做一个一五一十的交待。
想当初，史玉柱作为发起之一策划了“泰山论剑”——即“泰山产业研究院”，巨人集团曾承办了第二届年会，彼时的巨人正一片风光。
“泰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聚集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段永基、柳传志、段永平、冯仑、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
像武侠小说中千里独行侠般定期切磋武艺一样，这些“江湖大哥们”在“泰山论剑”中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各自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交流信息、分析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并创造合作的机会。“泰山产业研究院”号召创造和合作，不谈政治，不谈宏观，只探讨企业发展和投资管理心得。开会是封闭式的，每个人不准带随从，不鼓励对外联系。每年由会员轮流做庄。
不过，在“巨人之灾”的那时候，在这个媒体报道不多的民企俱乐部形式的机构——泰山研究院，那些企业家们给史玉柱最难听的话是：你根本不了解企业运作。
这句话在这个有偏执性格的人身上起了巨大的发酵作用。史玉柱在5年前开始布局，开始为自己返回中国企业舞台而精心修炼企业资本链。既有战略性资金储备，也有对产业资金的控制，还有源源不断的市场融资渠道。
所以，即使在最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里，史玉柱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的例会。“1996年，在泰山举行的活动，主题是谈巨人的企业经营。当时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但外界还不知道，是我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案例。”
“当时，大家说得很尖锐，说我违背了很多规律。相当于朋友对我的批斗会。当时自己确实头脑发热。但会上没有探讨怎么施以援手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不鼓励。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害人，救活巨人的可能性太小了。”
从泰山研究院，史玉柱得到了精神支持和获得价值不菲的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史玉柱感叹过。
谈到对自己的帮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其中的大佬柳传志和段永基。
联想主席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院长，这个“泰山派”的掌门人向史玉柱传授了不少做企业的心法，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健康的、实用的。
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上海健特将实用性做为选择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为了让企业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没少花费心思。
“说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自己再创业而建立的上海健特。
“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史玉柱对记者说，“最初时，有好几个分公司领导因此一个月就被罚了十几万，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原四通总裁段永基则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次，他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做主持。
段永基在主持座谈会时，透露出对史玉柱实力的信任。段永基说，他曾一度打算收购史玉柱的原料供应厂，并由此得以知道史玉柱目前的销售规模和利润。
在这次会议上，史玉柱抛出了其“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史玉柱说。
第一种死法是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如想整你，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很容易整死一个企业。诬告、打官司等破坏你的声誉，方法很多。”史玉柱现身说法道，“去年秋天，全国有一半省会城市的人大、政协突然每天都能接到有关脑白金产品的投诉，这导致销售受阻。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些竞争对手在每个城市都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针对脑白金的投诉信。事情被发现后，投诉信随即就消失了。”
第二种死法是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史玉柱说他们曾碰到湖北有个人，身体某个地方骨质增生就怨厂家。
第三种死法是媒体的围剿。也许是对媒体至今还心有余悸的原因，史玉柱没有讲媒体在巨人当初倒下去时充当什么角色，而是举了银行的例子：“比如说媒体一旦围剿银行，银行运转再健康，它说你已经资不抵债了，储户只要去提钱，银行肯定完蛋。”
第四种死法是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史玉柱认为，在药品和保健品领域里，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100％有效，如果７０％至８０％有效就比较好了，如果90％有效，产品就称得上优秀，“如果媒体只报道10％无效的，产品马上完蛋。”这是因为，“在中国，说产品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最容易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