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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氖隆！ �
她在那个艺术团体，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经历了三年。随着艺术上的进展，她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反而大大衰退了。艺术界，这个被看作纯洁、超脱世俗的圈子，竟也是那么污浊、丑恶，同行之间像乌眼鸡似的。你演砸一个戏，人们指手划脚贬你，蔑视你，幸灾乐祸；演红一个戏，人们嫉妒、诽谤，说你跟这个导演有了暧昧关系，给那个名流送了贿赂。你明明在台上听到后台有人议论：“瞧那口台词！瞧那几步台步！这也叫演戏？”等你下台后询问：“张先生，我的台词还念不好，您多帮我！”“李小姐，我就是穿着古装迈不开步子，您指点我！”却人人都满口恭维地说：“好极了，太好了。依勿要开玩笑好勿啦？我能指点什么？”
剧团里排了个新戏，叫“桃李梅”，她演“梅”，是个小主角。这个戏在上海轰动了。到处卖“桃李梅”三个女性的照片，人人哼戏里的插曲。有一天闭幕后，她的异母哥哥意外地来到了后台，除去向妹妹问好，还表示要请全团吃夜饭以表示祝贺。这个哥哥已是个初露头角的小老板了，平日并不和她往来，她对此举也不热心。可是班主和导演倒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想借此和这个有大财东作后盾的小开拉关系。
从此以后，她哥哥成了这个艺术团体的赞助人，碰上银根吃紧，常常借垫资金。俞洁忽地一下在海报上的牌位又往前挪了一步。不知怎么小报上有关她的吹捧文章，也多了起来。
“天生佳种，艺村超群！”
“艺高不怕年少，新星亮过老星！”
“俞洁就是演得好！没闲话讲！！！”
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四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满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作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她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抗战胜利前后。流动剧团只有几个固定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临时演员。出出入入的人，成分复杂起来，有流亡学生，大后方来的职业艺人，失业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各个社会角落，有人也带来了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传闻和解放区出的小册子。俞洁没有关心过政治，更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她对人们口里和书里描述的解放区发生了兴趣，那里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使她向往，特别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叫作“革命人生观”的书，第一次引导她考虑起人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才知道为人民、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工作才有意义。恰好这时他们正在苏北一个小城演戏，一夜之间，新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新四军发现他们这个上海来的小剧团，郑重其事地派人向他们慰问，送来了生活必需品，主动提出和他们开会联欢。联欢会上，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使她耳目一新。那显然不是为了向他们宣传新排练的，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边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联欢会后，她几次到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来访问，打听解放区的各种情况，打听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人们友好地、耐心地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最后，她终于问道：“共产党为了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吗？”人们告诉她：“像你这样，只叫作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不能真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不是一直在自食其力吗？况且在现阶段，民族资本家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剥削者本人，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革命队伍也真心欢迎。我们部队里还有起义军官当指导员呢？”
新四军发放路费送流动剧团回上海，俞洁自动地留了下来。她有了新的生命。
由于连日来艰苦行军、有病，也由于出于解除忆严小高两个人负担的好心，她急于摆脱困境，想到了迂回前进的方案。来到这个店里，帐房先生几副面容，几句言辞，把她忘怀了的那个世界的面目，又记忆起来了。
一天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决定依照忆严说的路线追队伍，哪怕死也死在干净的战斗生活中。
她爬起来，整整衣服，准备动身。忽然外边一阵嘈杂，乒乒乓乓上门板下幌子地忙乱起来。她走到门口，正碰上慌慌张张的帐房先生。
“国军的队伍进了村，您留步吧！”帐房先生心神不定地说：“我得跟士绅们去碰头，商量送慰劳款，免得队伍进入店铺民宅。您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免得出了事，我见到老财主不好讲话。”
他认定俞洁是某个地主的少奶奶了。
十一
小高领着一连匪军走到一个村头，碰上了十字路口。正不知往哪儿走，迎面来了几个挑担卖盆的，看样子正去赶集。猴子脸嘴快，抢着问：“喂，上相公店走这条路错不错？”
卖盆的说：“上相公店在东边那条道就该往南拐，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匪连长揪住小高就问：“怎么回事？”小高着急说：“东边是洼地，下了一夜雨不好走；这边绕几步，路可好走。我是当地人，还不比他们熟？”匪连长又问卖盆的：“他说的是实话吗？”卖盆的看见刚才一句话，险些给这孩子招来场祸，早已后悔多嘴了。连说：“他说的不错，那边是一下雨就存水。从这往南拐，也多走不了几里路！”
匪连长撒开了手。小高种神脖领子说：“下边一直走就到了，你们又信不过我，放我回去得了呗！”
匪连长不理小高，下令说：“先进村开饭，便衣到相公店摸摸情况去。”
小高抗战时期当交通，日本军队、汉奸队开饭她都见过。日本军队到一个庄，是先在大道上烧一堆火，各自把饭盒子放在火堆上烧烤，同时向维持会要他麻高（鸡蛋）和衣毛（地瓜），当兵的也有到处抓鸡的，可那一半是撒野、取乐，并不当正经伙食来源。汉奸队损多了，他们进了村先找办公人要“伙食包干”，就是一共要多少钱，算是这村供饭了。钱要到手却不走，要挨家挨户“搜查八路”，一边搜一边也开了饭。不挑食，见什么都往嘴里填，馍馍、烙饼自然吃，糠煎饼、菜团子也往口里塞。因为他们平日根本吃不饱，所以有吃了药耗子用的红矾馒头的。这国民党军队如何吃饭，她还没见过，就躲在一边细心观察。
连长说：“先打两枪报个信！”
猴子脸就举起枪朝天开了两枪，这一来全村的鸡也飞了，狗也咬了。几个衣衫还没穿全的保甲人，就举着写了“欢迎”两字的纸旗，迎到了当道，鸡啄米似地向连长鞠躬。一边把队伍领到打麦场上，一边路上就说定了给养数目：要100斤烙饼， 50斤猪肉，10斤香油，10条香烟，2斤烧酒，2斤洋糖……
小高听了，先是吓一跳。这些狗杂种个个是饿死鬼，长两个肚子也吃不下这许多呀！又一想，到底比汉奸队还是文明点，集体坐在场上吃饭，总比随便骚扰老百姓强，尽管要的多，可也还有个准数。
到了场上，队伍吹声哨子宣布解散，连长等人就由办事人陪着进了一个地主宅院。猴子脸和大个子是连部的传令兵，押着小高也跟了进去。
连长进堂屋，大个子、猴子脸和小高在院里树底下歇着。这其间地主厨房里锅碗瓢勺叮当直响，吱吱啦啦的炒菜声和肉食的香味直往外冒，几个办公人员就出去进来地穿梭般奔跑。一会儿听见连长在堂屋里拍桌子骂粗话，一会儿又满屋哈哈大笑，村子里也就这儿哭那儿喊，不时传来打人声。因为走过一段路了，那两个匪兵对小高也就不那么凶狠了。小高问：“这都是忙活些什么？”
猴子脸说：“开饭呗！”
小高说：“刚才在路上不都谈好了？”
大个子说：“谈的场面上话，办起来另有一套。”
猴子脸逞能地说：“你个小老憨，见过什么世面！真照那么办，当兵的不得撑死，保甲长还有谁干？连长的赌帐靠啥还？往老百姓头上摊派，是按说的摊派100斤大饼，到当兵的手里20斤就不错，40斤折钱人连长腰包，20斤归保甲长，那20斤打点打点司务长、排长、上士们。大饼如此，别的也照办。连长拍桌子是嫌价钱折低了！满屋大笑是大家都讲和了。”
小高问：“照这样，你们当弟兄的不是挨饿吗？”
猴子脸指指枪说：“当丘八的这七斤半是吃素的？你没听见满村鸡飞狗咬吗，各有各的路子。小老弟，我看你挺机灵，趁早别看那份瓜了，跟我们穿号褂子吧！”
小高这才知道他们办伙食的办法，是把鬼子和汉奸的手段综合在一起了。
猴子脸见小高不说话，又问了一句：“怎么，叫你当国军你还不干哪？”
小高说：“谁干这个！”
高个子说：“只怕由不得你，你知道连长为什么不放你回去？”
小高说：“不知道。”
猴子脸说：“他的勤务兵开小差了，看样想拿你补上！小老弟，你的运气比咱强，以后还要你多关照呢！”小高说：“别放屁，我不会干那玩艺儿。”猴子脸说： “勤务勤务，三大任务：行军背包袱，驻军晾被褥，打起仗来学老鼠。有脑袋就能干！”
正说着天上响起了飞机声，匪连长跑到堂屋门口朝天上看看，急喊道：“信号布，信号布，快摆信号布！这帮驴日的在天上看不见青天白日帽花，炸弹下来不认亲戚，快，快！”
猴子脸赶紧从蓝布包袱里掏出三卷布来，喊着大个子一块攀着树上了房，把两条白的夹一条红的摆开。飞机低空盘旋了一圈，果然翘起尾巴跑了。小高见大个子和猴子脸全在房上，趁机就往门外跑。刚到门口，一个哨兵把枪一横问：“你上哪儿去？”
小高说：“我，我躲飞机。”
“飞机都走了你还躲个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