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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①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①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①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①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二月十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沫若，她也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摄制的记录片《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周总理。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跟她答话。这场“疲劳轰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直到天已大黑了，江青才走。沫若感到五中如焚，本来就很衰弱的身体，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当夜他就发烧了，由于疲乏到了极点，他希望当晚别把他送往医院，但大夫上门诊治后，坚持非送医院不可。待住进北京医院，他已烧得神志不清。①从此肺炎这病魔一直紧紧攥住了沫若，前后进出医院十多次，住在一○一病房的时间远比在家中的时间为长。
①据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王廷芳：
《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周恩来知道了沫若的病情，马上指示大力抢救，并经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看望。江青等人第二天也来了一点小恩小惠，意图拉拢，沫若看清他们一打一拉的手腕，根本不予理睬。他一不做检讨，二不写文章，甚至连短短的旧体诗词也不再发表，完全沉默了，因为他已洞察了“四人帮”的阴谋，觉得再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史笔了。甚至连五月一日的庆祝活动，也因情绪不好，不愿看到那一帮人的无耻嘴脸，所以不想勉强去参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散布谣言：郭沫若有问题，郭沫若被捕了，郭沫若死了！……谣言传到沫若的耳朵里，他对大夫说：后悔不该不去参加一下“五一”的活动，否则可堵住造谣者的嘴。①
①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返国的安娜知道沫若身体不好住院多时，特地带了女儿淑瑀赶来看望他。多年不见，此中原委两心知。她带来了许多这次去日本拍的市川故居及周围环境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哪些地方还保持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了，亲自栽种的树木长得如何如何了，沫若兴致勃勃地听着，好象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居住过的屋子。①最后，她和女儿按照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盖上向他行了告别礼，沫若躺在病榻上无法还礼，只能用深情的目光把她们送到门外，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俩最后一次相见。
①据王廷芳1986年6月23日复笔者信。
沫若的身体时好时坏，经常出入医院，对北京医院给中央送去的沫若病情报告，周总理总是不论工作如何繁忙，也要详细审阅。当沫若病情出现异常现象时，总理都通过自己的大夫了解情况，及时指示要慎重用药。毛主席也曾派人前来探望，并向沫若要去了他的《读〈随园诗话〉》备阅。这些温暖的关怀帮助沫若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袭来的病魔。同时，沫若也一直十分惦记着恩来的健康状况，近来由于自己不断住院，而总理又忙于国内外的大事，他们不可能常常见面了。但只要报上一出现总理的照片，沫若就要拿来端详半天，见恩来日益消瘦的面容，他心里十分不安。后来知道总理因健康状况欠佳，都不能接见外宾了，沫若常为那牵肠挂肚的思念而热泪盈眶、老眼昏花。恩来啊，你可要为中国人民多多保重，人民需要你！从报上看到恩来有时偶然能在医院中接见几位外宾，这消息能使沫若兴高采烈好几天。沫若情绪的水银柱，与总理的病体紧相连。
沫若最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他卒然感到象有一根巨大的冰柱向他打来，整个身体都被压住了，心儿冻住了，脑袋震呆了，一切思想活动都已停止，只有“总理死了，总理死了”的声音在轰鸣。护理人员和秘书只见他坐在临窗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痴呆呆的，他们喊他，搓他，揉他，全无反应，要想扶他站起来，也直不起腰，好不容易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了，他也不会行动。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休息，好半天他才从完全木然的情况下渐渐甦醒过来。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他是不会走的，……往事如烟云一样在沫若眼前浮荡起来：在南昌起义的路上，是他热情地接待了遭抢挨打的沫若；在庄严的党旗下，是他介绍沫若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是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为沫若谋划出路，毅然决定送他去日本；在武汉、长沙、重庆每次面临艰难险阻时，又是恩来象一棵大树一样，庇护着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把来自延安的甘露洒向他们的心头；在建国后的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沫若曾无数次伴随恩来一起出席国内外的重大会议，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礁石；在“文化大革命”的蹉跎岁月中，又是恩来为保护革命同志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绞尽了脑汁，榨干了心血……沫若晃晃悠悠地从漫长的回忆中走回来。恩来啊，你为人太宽厚，一切只想等候、等候，可是你最后等候到的却是自己的逝世，千百万善良的人依旧没能逃脱“劫难”，沫若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然而，总理毕竟是伟大的，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就此消逝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沫若胸中诗潮在澎湃，他要求医务人员重又将他扶到书桌旁，含着满眶的热泪和一腔的爱与憎，用颤抖得几乎写不成形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字句。
第二天沫若不听任何人的劝阻，无论如何也要去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他步履艰难，勉强由人们搀扶着，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