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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