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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沫若真的“独酌无相亲”吗？不，相亲就在眼前。当周恩来知道了他不去办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三厅的另外几位负责人亦应邀作陪。席间，恩来循循诱导，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三厅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谈到部里的人事更动时，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愿在贺衷寒下边受气。恩来浓眉紧锁，如炬的目光盯着他，略带怒色地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看他低头不语，便又补充道：“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来这番话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见恩来在自己面前发火，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从此打消了怠工、辞职的念头。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别是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①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②贡献力量。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②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题词，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暑期，郭沫若与田寿昌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剧、汉剧、京剧、评剧、绍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七百余名参加学习，向他们宣讲时事问题和抗战意义，灌输新的戏剧艺术知识，改造他们的旧习惯。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后经寿昌整理，成为讲习班班歌的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并教唱。两个多月以后在结业典礼上，当沫若听着学员们感情充沛地齐声唱着这支歌：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
抗战使我们打成了一片，
抗战使我们团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给每个学员都发了由李可染绘制、自己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旋即又以三厅的名义，将他们组成流动宣传队，报请政治部签发护照、补助旅费，全部撤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去实践他们“为民族张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誓言。①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从昙华林到紫光阁》，分别见《武汉文艺》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在此前后，沫若还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寿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
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①
①见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
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沫若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明白，要忠实地做鲁迅的继承者，就必须坚持以鲁迅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大武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到处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于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九月底又迁往鄱阳街一号，不久恩来也搬过来同住。政治部各厅绝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离武汉去了长沙，三厅只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消息传来，加重了武汉的紧张气氛。当此“孤城落日”时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从天而降。他与蒋介石晤谈之后，即往鄱阳街与恩来、沫若欢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朱德刚从德国回来，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好象乡下的一位村长。如今又是风尘仆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更显得苍劲雄健，英姿飒爽。他们没有什么客套，略略寒暄几句，便纵谈军情、敌情、党心、民心，如话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飞回华北前线去了，临别时留诗一首赠给沫若，题为《重逢》。诗是用墨笔写的，云：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①
①见《洪波曲》、《羽书集·龙战与鸡鸣》。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三十二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