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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