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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①
①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1941年第6期。
尽管沫若对文学倾注了全部的爱，可是在文学不值一钱的旧中国，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单靠饮书局的薄醴实在难以度日，安娜无法处之泰然。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在成长，他们的衣食和教育的费用却无着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针毡，不得不又一次劝丈夫开业行医，然而怎么也说服不了他。安娜是个要强的女人，她决计回到日本去设法进产科医院实习几个月，然后重来上海，或许可以寻到生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索性连儿子也都带走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郭沫若传第五章 登上“宝筏”前后
第五章 登上“宝筏”前后
十三
这次重来福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街头巷陌花团锦簇，到处春意盎然。可是沫若却无心观赏，他觉得春天不是我的，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他逼到了十字街头：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吧，以安娜为模特儿构思的一篇题为《洁光》的小说，现在应当可以动笔了，然而他自己虽可以作困饿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但在合家老小受着饥饿威胁的时候，他又怎能安然陶醉在缪斯的怀抱中？去九州大学跟石原教授研究生理学吧，他究竟是否有决心以毕生的拼搏，挤入科学的堂奥，永远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拥抱？烦闷，倦怠，悲哀，飘泊，失掉了路标的郭沫若徘徊在十字街头，倍受人生苦难的煎熬。
幸亏有一笔意外的款项可以支取，这就是去年大学毕业时未曾认领的三百元留学生归国费。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沫若亲自去东京领款。他在年前惨遭大地震已成废墟的东京城里游荡了三天，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当他看到影片中的使徒比得从火光冲天的罗马城堡逃出，在路上遇见耶稣的幻影，立即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回答：“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这一情景使沫若浮想联翩，自己不也是丢下创造社的弟兄们，从上海滩“逃”到东京湾来的吗？倘若继续往前走的话，这不也意味着自己将使心爱的“创造”女神钉死在十字架上吗？电影散场后，他独自坐在觉音堂畔的一座小亭子里，回顾、追悔、思索。阴郁的天气，荒凉的街头，无尽的哀思。民厚南里局促、拥挤的住房，挚友仿吾含笑沉思的面庞，通宵不眠的赶稿，紧张伏案的校对……镜头在旋转，旋转，昔日一切平凡的事务，现在都成为珍贵的回忆。泪水渗出了眼角，《创造》啊，《创造》！沫若多么响往立即回到你的身旁！
这时由仿吾独力支撑的《创造周报》已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周年的那天宣告停刊。当仿吾在清理《创造周报》的大量余稿时，站在一旁的周全平看了觉得十分可惜，便建议再办一个刊物来弥补这个缺憾，以尽量容纳周报容纳不了的好稿子。于是，周全平与他的伙伴儿贻德、敬隐渔和严良才开始筹办《洪水》半月刊。他们写信告诉沫若，沫若表示热烈支持，衷心希望他们努力办好这个刊物，“《洪水》的封面字便是他用破笔蘸了蓝墨水写好寄来的，因为那时他没有毛笔和墨”①。
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穷得连象样的笔墨都买不起的郭沫若，而今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即翻译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边读边译，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拍案叫绝，深深感到那些平日把列宁当成暴徒看待的传闻真正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天经地义，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数马列！不过该书内容也有沫若所不满意的，那就是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沫若认为这实在不是马克思的本旨。
从春末到夏初，费了两个月的光景，沫若总算完成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全书的译述。他的态度十分认真，特请友人何公敢借来《SovietRussia》（即《苏俄杂志》），据此将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又校改了一遍。七月一日已是夜半时分，他校完了末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的最后一句，虽然感到头胀、腰痠，十分疲乏，但大脑却格外清醒、亢奋，便情不自禁地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上了一段“附白”，其中说：
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
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在泪眼朦胧中，他想起年初闻列宁噩耗时作的一首题为《太阳没了》的悼诗，仿佛耳边又滚动沉雷般的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他这时非常清楚，半年之前的自己还处于半觉醒状态：虽崇敬马克思、列宁，对于共产主义也是憧憬的，但只朦胧地感知到一些气息，思想还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在诗文中，有些话说得似乎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这艘“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彼岸。
一本书的译述竟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沫若的性灵，思想的飞跃，感情的炽热，他感到仿佛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翻转来洗涮了一番，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洗礼。这意外的收获，这新奇的变化，使他多么想与友人们分享自己无穷的喜悦。八月九日，他伏在高不满一尺的饭桌上致函仿吾，写啊，写啊，从正午写到子夜，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写啊，写啊，“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没完没了的知心话语，似浪潮般无间歇地拍打着心岸。写啊，写啊，他恨不能乘着鸿雁越过大海，飞抵挚友的身边，掏出自己这一颗赤诚的心。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①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这封长达万言的书信写完后，他方从对光明的憧憬中回到了现实。扭转头望了望横三倒四地躺在草席上的妻儿们，发现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脚上，因打蚊子而留下了斑斑血迹，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颈子和手足奇痒难耐。鸡怕快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