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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