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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进一步问道：“你爱她吗？”
“自然是爱的。”郭沫若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唯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七）相濡以沫
（七）相濡以沫
一艘从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开饭的时间到了，船上的佣人把饮食送到一间舱房里去，那是单独住在这间舱房的先生指定要送的，一上船就这么交代过了。
佣人把饭菜放在桌子上，笑嘻嘻地和乘客闲聊了起来：“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吴诚。”那人推了推眼镜，回答说。“在贵国做什么呢？”“我是南昌大学的教授。”“现在正是樱花开的时候，先生是去日本游玩么？”“不，是到东京考察教育。”
吴诚——其实就是郭沫若。作为受到通缉的政治犯，他在国内是不能住下去了，事实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已经探听到他潜伏的所在。郭沫若和安娜商量了以后，同成仿吾匆匆忙忙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由内山老板亲自陪同把他送上了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买船票的时候就用了“吴诚”的假名，因为事先考虑到了一家人同船走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弄得不好非但上不了船，说不定在码头上便会被侦探扣留。所以，安娜带着四个孩子乘另一条由上海开往长崎的船，她们母子在长崎上岸后再改乘火车赴神户。这样安排，安娜也是为了想把当局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来，好掩护郭沫若安然出海。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唯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三天之后，郭沫若在神户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安娜母子会合。安娜到码头上来迎接他，夫妻紧紧拥抱，共庆死里逃生。一家人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赴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夫人的娘家。以后又托友人村松梢风帮助，以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在千叶县市川市住了下来。
郭沫若是在国内受到通缉的政治犯，所以在日本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政治性的文章是不能写了，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现实，文学作品也写不出来。于是他就转入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认清楚过往的过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然而即使研究历史，他也不得安宁。在他周围始终布有一道严密的罗网。
盛夏的一天，吃了午饭后不一会儿，郭沫若因为连日来撰写《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感觉着有些头痛。他正想打起地铺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几个人的脚步像马蹄一样气势汹汹地窜进了大门，还大声嚷叫道：“找郭沫若！找郭沫若！”“这是我的家，我叫佐藤富子。你们要干什么呀！”“找的就是你家！赶快闪开！
安娜在门口没有拦住，有两三个人直接闯进了屋里。郭沫若撑起身子来。从他们都穿着一色的黑羽纱的西装，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这种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称作“刑士”。着“便衣”而又服饰一律，这本身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里“嗤嗤”冷笑了两声。
其中一个警察看见郭沫若睡在地铺上，就粗暴地问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个警察则做出一副办公事的样儿，板着面孔说：“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你到东京去谈话。”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觉得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从上海来到日本，犹如从狼群掉进了虎口，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于是便起了床，没有多说话，只答应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们去！”安娜抢过来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争辩，抗议他们无理逮捕：“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呀？他犯了什么法？”
“哼哼！哼哼！”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来的，有恃无恐，蛮横至极。有几个留下来搜查住宅，有两三个人便把郭沫若强行押到东京警视厅：“走！——”
安娜顿时急红了脸。拦又拦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们一起走！”她说，回头便叫和儿关照好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见此情景，哇哇哭开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绞。
郭沫若劝止了妻子。他对安娜说：“即使有问题，也断不会枪毙我的。安娜，你还是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好。”安娜勉强忍住了眼泪，目怔怔地看着丈夫被蓄察强行带走了，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织在她心里，像着了一把火。
到了东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蓄察局。一位绅土模样的外事课长，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还问到安娜的履历，郭沫若都一一告诉了。外事课长最后又问道：“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不是证明你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察吗？”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察，并不是对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
虽然审问不出一点名堂来，但警察局仍不释放郭沫若。他们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郭沫若被警察带走以后，安娜多方奔走营救。她先去市川的边区找到了击剑名人横田兵左卫门。这位横田兵左卫门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广，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横田的同学。安娜和横田一起路到东京请平田薰检事帮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一般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奔走说项，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因此郭沫若在东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后，终于释放了出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郭沫若见到安娜由于连日奔波劳顿，丰腴的容颜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妻子紧紧搂在了怀里，这一对患难夫妻久久偎依着，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小的女儿淑子照样欢呼着跑来拥抱爸爸，稚气地问道：“爹爹，你带回土产来了吗？”“土产？”“我没有告诉她。”安娜笑着解释道：“她以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稣，宁肯自己担惊受怕，奔走辛劳，承受一切的苦难，也绝不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一点点的压抑，蒙上一点点的阴影。
郭沫若这次被东京警视厅无理拘留，给安娜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人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郭沫若又是一个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邻居们便都闪着戒备而又轻视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说安娜的坏话。
郭沫若的行动是受到双重的监视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的报纸上登载过。郭沫若被视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来没几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猎狗一样跟踪而至。他们每隔一、两天便要来打扰一次，还美其名“保护”。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被授予过中将的军衔。有一天，一位刑士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这位刑士是把他视同如中国的一般军阀了：自己虽然亡命在外，国内却还有残留的部队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着安娜生的四个儿女，他本意是想说他只有四个儿女，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开玩笑似地伸出四个手指头。
那位刑士一点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惊地伸出了舌头，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哑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驻有一个宪兵营，宪兵经常来纠缠不休。这些家伙穿着马裤，脚穿黑皮的长统马靴，一个个凶神恶煞，孩子们见到他们就赶紧躲到父母身后去。
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宪兵、刑士周旋应付着。
郭沫若来日本后，创造社的朋友们每月给他一百元的生活费。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封闭，这每月百元的生活费便断绝了。幸亏安娜处家俭约，她一个人操持家政，炊食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等等，几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时路过东京，曾经给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为生活费。这笔钱安娜一直舍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间，有书斋、客厅、茶室、厨房以及儿女们做功课用的房间。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上面爬着朱藤。再前面是菜园花圃。从此他们就定居在这里了。
大的两个儿子在东京上中学。安娜每天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为了让孩子们搭乘电车不至迟到，安娜早上五点钟前后便须起床。她又有养鸡的癖好，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好花木以及蕃茄、朝天椒。总之，在这个家庭里处处都凝聚着安娜的心血和汗水，屋里屋外整天忙碌的是她的身影。郭沫若在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之外，又写了不少自传性的作品并从事翻译。有了稿费收入，也就免除了一家人饿死的危险。除了卖文以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的。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xu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郭沫若和安娜就像两条泉水干涸之后挣扎在陆上的鱼，彼此用口水沾湿对方，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八）别妇抛雏
（八）别妇抛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