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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和几个朋友把他送回到窦乐安路的寓中。一场大病之后，郭沫若的身体虚弱极了，踉踉跄跄自己还不能走路，上楼是用两脚两手爬上去的。孩子们在楼上簇拥着欢迎爹爹的归来。寓室里收拾得异常整洁。郭沫若上了楼便又倒睡在床上安息。安娜忙着去厨下为他熬粥。孩子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床前，欢欢喜喜地在电灯光下做着游戏，为的是要让爹爹看着高兴。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家庭的温暖的气氛。
在医院里的几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几乎没有睡着过。晚上吃了安娜烧的粥以后甜甜地睡去，竟足足睡了八个钟头！一觉醒来，时针指着四点，天色已经蔚蓝。郭沫若如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的精神像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一样新鲜，脑筋异常清醒，心、里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忧虑，一点也不熬煎。
安娜睡在床前的草席上。郭沫若伸出一只手去试探——他想这些日子安娜实在太劳顿了，此刻一定还在熟睡中。谁知，安娜即刻睁开了眼睛。其实她老早就醒转来了，夜来只要一有动静她便立刻睁开眼睛来看看郭沫若。她心里老惦着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如此。
郭沫若告诉安娜说：“我睡得十分惬意。”
安娜满足地笑了，丈夫的康复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安慰。她本来打算如果郭沫若真的被死神拖走了，她便要带着孩子们到苏联去，实现郭沫若未遂的遗愿。如今她帮助他战胜了死亡。在处境危险的家中他反转得着了这样的安眠，怎能不让安娜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呢！
这么想着，安娜抬起上半身来，和郭沫若亲吻了一下。然后，她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叮嘱着：“你不要伤了风。天亮的时候，空气很冷的啦。”
安娜给予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地注视着安娜，他从她圆圆的脸上又看见了那种圣洁的光辉，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
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郭沫若在心里这么感激道。安娜的爱情，安娜的关怀，他知道不是药品所能给与他的，它不是吗啡，不是催眠药粉。这是爱的联系，骨肉的联系，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怀着对安娜的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等好几首诗，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
安琳是同郭沫若一起回到上海的。在郭沫若病重住院期间，安琳没有去医院探视，因为她怕使郭沫若为难。
据内山完造在其所著《花甲录》中记述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东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说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在意。”这些说法同郭沫若在《离沪之前》里的记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郭沫若每当想到安琳，心、中便隐隐作痛。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描写了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女模特儿角孔达的恋爱故事，其主题是：艺术与家庭——自然与责任——希伯来精神与异教精神。由这些矛盾发生出了种种的纠葛。这给郭沫若以启发，同安琳在监酸寮中的生活便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打算把这一幕亲身经历的话剧写下来，主题是：革命与家庭。并拟好了七篇小说的题目：
（1）酒家女（2）党红会（3）三月初三（4）未完成的恋爱（5）新的五月歌（6）安琳（7）病了的百合花
这几篇小说除第五项有成稿外，其余的都没有写出。但郭沫若利用潜伏在窦乐安路的亭子间的机会，把早年译的《浮士德》第一部又重新整理、润色了一遍。翻译也是一种创造，他把近十年中的经验和心、境含孕在里面，使译文成长了起来。其中《我的心儿不宁》那首诗他重新翻译了一遍，虽说是译诗，但可以说完全是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换句话说，《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对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
郭沫若把《浮士德》第一部重新改译好了之后，立即交给创造社付排。2月1日，《浮士德》第一部便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作为“世界名著选第八种”，印刷装帧相当精美。多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郭沫若真是有说不出的愉快12月3日晚上，正巧成仿吾来访，言谈话语之间自然又把这部译作大大称颂了一番。安娜为了庆祝《浮士德》的出版，特地买了一盘“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几个孩子一向是日本的饮食习惯，一见“寿司”顿时馋涎欲滴起来，唯有博儿因患肋膜炎，脸色苍白，食欲不进。大人小孩你伸我拿地一起吃“寿司”，郭沫若即兴吟道：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这是浮士德在复活节时出外春游，从原野回到书斋之后的一段唱诗，郭沫若觉得它完全是自己心境的写照：从烽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场回到上海的亭子间，回到妻儿们的身旁，就好像漂泊了数年回到故乡一样。虽然这所谓的“故乡”田园荒芜、xiao蛸满屋，而他又失掉了自由，但心情是宁静闲适的，并且保持着对于未来的葱笼的希望。战斗之间的短暂的憩息，愈合一下流血的伤口，是为了更有力、更充沛地重新投入战斗。这何尝不是一件乐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必要呢？
这种宁静的幸福，不消说是安娜赐予他的。正是安娜用全部的爱帮助他战胜了病魔，赢得了第二次生命。郭沫若想到这些，不由得不怀着感激的心情久久地端详着安娜那张闪着光耀的圣洁的面孔。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分明浮现在她的脸上了：安娜从来就是这样，把郭沫若的每一次成功都看作是自己的莫大的幸福，莫大的慰安。她记得那一次《浮士德》的译稿被老鼠咬坏了之后，她曾经说过郭沫若第一次出马便不成功，说明他当不了文学家。十年过去了，如今郭沫若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成为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家，他还是叱咤风云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安娜怎能不为此感到幸福呢？
郭沫若是完全懂得安娜此时的心情的，他把《浮士德》送给了安娜，并且用钢笔写了两则献辞：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上用德语写着：
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夜境渐深，安娜将儿辈们服侍睡了之后，又坐在灯下为淑子织围巾。郭沫若帮着理了几团乱丝和旧绒线。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屋子里没有生火盆，很有些冷。
夫妻俩一边制毛围巾一边闲话家常。说到今后的生计问题，安娜停住了手里的活计，对郭沫若诉苦道：“和儿已经九岁了，超过了人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博儿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总是这么漂泊不定，终究不是办法。”
这也正是郭沫若所焦虑的事。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呆的，游历欧美又没有钱。究竟往哪儿跑呢？安娜自然是想回日本去，日本毕竟是她的母国。郭沫若是不甘心再去日本的，但为了安娜和儿女们着想，似乎又不能不去。这使得他颇感苦恼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总是纠缠着这样一些难解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儿女们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吗？
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
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
啊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因为生病，误了赴苏联的行期，郭沫若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决定携妻儿再赴日本。临行前，成仿吾、民治（李一氓）夫妇、继修夫妇、公冕、啸平等一些朋友在都益处为他饯行。安娜自然同去。恰巧安琳也来了，两个女人和郭沫若同桌共食。
席间，朋友们和郭沫若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郭沫若豪情未减，他用诗向大家表白心迹道：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颈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成仿吾插话道：“上海滩上有些文丐说你已经老了，不会再有诗了，你已经成了枯涧，不会再有流泉。”
郭沫若哈哈一笑，随口吟道：
我不相信你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鸟一样，
乘着和风，我要在晴空中清啭。
我头上的黑发其实也没有翻白，
即使白发皤然，我也不会感觉我老；
因为我有这不涸的，永远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涧之中缭绕。
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而又欢欣。因为安娜在座，安琳和郭沫若应对却极其拘束，好像颇有些坐立不安、食不知味的样子。郭沫若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觉得安琳比从前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
为了打破僵局，他主动为安琳夹菜：“请尝尝这个——”
安琳瞧了安娜一眼，脸上禁不住泛出了红晕。她不大好意思让郭沫若替她夹菜。她不愿意和所钦慕所热爱的人显得过分亲热。因为这里不是盐酸寮，不是在那座临海的危楼上，也不是风雨同舟去香港。郭沫若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他的夫人正坐在他的身旁。
安娜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安琳，她没有说话。
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看起来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呀！……”
李一氓是了解郭沫若和安琳的那一段情愫的。他笑着赞美两位女性道：
“安娜夫人是圣母玛利亚，安琳是中国的罗莎·卢森堡（德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啊哟！她们一个是圣母，一个是无神论者，岂不成了矛盾了么？”
不知是谁嚷了一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了。安琳满脸通红，勉强附和着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郭沫若呷了一口酒——辣得有些异常，好像从嘴里一直辣到了心里似的。
晚上，回到寓所里，安娜问郭沫若：“安琳女士和你什么关系？”
郭沫若把他和安琳相识并一同由南昌南下汕头又转赴香港的大概情形，向安娜讲述了一遍。讲到长途行军中安琳如何关心他，他们两人又经历了多少风险，郭沫若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他是很动感情的。
安娜进一步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