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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你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五所高等学校订有契约，凡考取的中国留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费拿出来帮助佐藤富子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一个月的官费起初仅有33元，医科费用又大，买参考书就贵得吓人，所以并不富裕。但他认为爱情的美丽的花园，需要两人共同来建造，替自己所爱的人尽微薄之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佐藤富子对郭沫若的建议很感动。同时又有些犹豫。她凝眸想了一想对郭沫若说道：“假如我真是能够进去的话，那真是高兴呢。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进女医学校的事情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都要加上些苦痛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哥哥假如支持不起的时候，我就留在这儿等到哥哥毕业吧。哥哥回国的时候，假使我一点也不能帮助，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只顾自己的私图，不顾哥哥的甘苦，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佐藤富子说得又诚恳又深情，眉目之间荡漾着圣洁的光辉。郭沫若注视着佐藤富子，把他心中蕴蓄已久的话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市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好不好？”
“主啊！……”佐藤富子叫了一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又慢慢地垂下了眼帘。
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病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
他们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时间虽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们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终于得到了弥补。几年前他像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一般跑到日本来的，如今正是佐藤富子给他这具死尸赋予了一段新的生命。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丽亚。所以，他又给她取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学教汉文的先生，非常崇拜中国的孔夫子。他和妻子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宇多十六岁，小女十三岁，儿子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郭沫若和佐藤富子初来时，二木先生的妻子和长女总爱盘问他们的关系，佐藤富子只得诱说是兄妹：“我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我一个人，是我哥哥的父亲把我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
二木先生的妻子信以为真了，就笑着说：“我要富子小姐做媳妇，把宇多许给这位年轻的先生。”
宇多姑娘那像盘子一样的圆脸涨得绯红了，郭沫若只好笑了一笑。
这一天，12月25日，是圣诞节。晶莹的雪使大地变得一片白净。教堂的钟声庄严悦耳。巷子里熙熙攘攘。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愉快的礼物和卡片。
虔诚的安娜早早就起来了。她神情端庄地立在耶稣的圣像前，双手合十地做着祈祷：“主哟，寄居我的心……请把我这受污秽染了的身躯，洁化来比雪还要白净……”
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并不专一信仰上帝，但他熟谙基督的教义，认为其中的精髓在于一个“爱”字。安娜正是出于爱，出于同情，才不顾帝国的偏见和家庭的阻拦，从东京来到冈山，和他这样一位已经结过婚的中国留学生同居的。安娜有一颗伟大的爱心，安娜的灵魂比白雪还要洁净！
这么想着，葱笼的诗兴突然向郭沫若袭来了。他伏在案上写了一首英文的散文诗，待安娜作完早祷后，他就兴致勃勃地对她说道：“安娜，这是我献给你的！”
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郭沫若满怀感激地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条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了过来……”
次年3月，安娜去东京读书。
其时安娜已经怀孕了，因此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进校后不多久，有一天妹妹佐藤操到女子医专来看她，不大放心地对姐姐说：“上次你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只身来到了东京。这次跟一个中国人结婚，又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我怕他们……”
富子打断了妹妹的话，带着坚毅的、充满信心的神情说：“阿操，跟中国人结婚和跟日本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呀！再说，结婚不是为了父母，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吗？”佐藤操半信不信地说。她对姐姐同中国人结婚，一开始表现出了“讨厌”的漠然态度，但富子像小时候一样称她为“阿操”，使她感到亲切，心中又隐隐觉得（或者说唯愿）这桩国际婚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安娜因为怀孕，过了两个月便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时生了一个儿子，纯洁无垢像个天使。郭沫若的长兄橙坞给婴儿取名“和生”，郭沫若希望他像诗一般自自然然地生长。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断断乎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生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时候，每每和着眼泪在无人处呼号，但是他的苦情，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三）博多湾的情思
（三）博多湾的情思
博多湾畔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楼上有两间房屋作为寝居，日本人称之为“部屋”。底下是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开着的，虽然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其为房间。
从这小房子出来向左转，再往西走不上一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了。沿着海湾绵延五六里远的“千代松原”，像围墙一样在村子的南北紧贴着海岸穿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箱崎神社，供奉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
郭沫若和安娜就住在这所临海的小房子里。
约莫是上午9点多钟的光景了，邻近的渔民早已出海打鱼，大学里上课的钟声也早已响过多次了。
安娜背着博儿在楼下烧茶。阿和三岁多了，独自在沙滩上弓着背儿拾拣蚌骸。海水时不时地涌上来舔吻他的小小的、赤裸的双腿。
“孩儿爹爹！你今天又不上学堂去了么？”
安娜朝着楼上喊道。没有应声——此刻郭沫若又沉浸到那一堆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中去了，他的诗魂正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这两三个月来都是这样，郭沫若一天到晚在楼上读书和写作，连学校也不愿意进。他对安娜解释说：“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装进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但安娜却断定他是因为烦闷而发狂了。今天又是如此。也就没有再催促他去上学。
壶里的水滚沸着，茶煮好了。她接着又要忙着哺乳、洗衣、做饭。这是安娜每天固定的工作程序，一个善良的灵魂消磨在繁琐的家务劳动里了……
1918年夏天，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以后升人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了福冈。
郭沫若虽然学的是医科，但他酷爱文学，有志于新文学的开拓事业。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郭沫若抓住这瞬间进发出来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时把它们写在了纸上。这些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诗作，经宗白华之手陆续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成了铅字，他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从而更给了他炽热旺盛的创作欲一个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一天上午，他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长诗《凤凰涅pan》的前半部分。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安娜为他铺好榻榻米，但郭沫若却毫无睡意。诗的后半部的意趣又袭来了，一行行昂扬、铿锵的诗句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至。“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伏在枕头上，用铅笔只是飞速地写呀，写呀，全身都有点像发疟疾似的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安娜奇怪了，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你病了吗？”
火光熊熊，香气蓬蓬。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从此不再死。郭沫若一口气把长诗写完了，乘兴又用歌吟似的声调给安娜朗读了一遍：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安娜不大明白诗的含义。郭沫若充满感情地向她解释道：“这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
在3月尾上，安娜又生了一个儿子，乳名博生，取其生于博多市，更祝其将来成个渊博的学者。
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完全是他们自己动手。孩子刚生下三天，田汉（寿昌）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郭沫若了。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有国内的宗白华已经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田汉来到寓所的时候，郭沫若正在厨下烧火煮水，好等安娜来替婴儿洗澡；手里还拿着一本诗剧在读。安娜听到有客人来，也就起了床。郭沫若不顾烟熏火燎，一面做着家务，一面和田汉谈笑。两个都是自命不凡的人，郭沫若自比歌德，田汉自比席勒。谈到高兴处，郭沫若偶而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
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了。田汉借题发挥，笑着对道：“往来有产婆。”
田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无心，但郭沫若听了却感到受了不小的侮蔑。他想：“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上得楼去，田汉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