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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更像是撒网过程。但不管怎样，其波澜不惊的讲述策略依然不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几年杨少衡和葛水平的中篇同样受到追捧，而这一南一北的两位作家在小说写法上可说是南辕北辙。葛水平的叙述充满灵性，文体优美，他喜欢把人物放逐于天地山水间，人之性与天地交融，人之情与山水呼应，向自然倾述同时也应自然之倾听。他的小说天生就和自然有着种种默契，默契中散发着诗意，预言了人的七情六欲，暗示着种种可遇不可求的启示。这一切，杨少衡的笔下都荡然无存。杨少衡的小说，使我们自然想起左拉在论司汤达中的那段话：“他藐视人体的各种器官，他对人的生理因素及周围环境的作用，保持缄默。总之一句话，他从来不对整个自然加以注意，不知道这些外在因素对他描写的人物发生作用。”
葛水平和杨少衡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还在于叙事如何进入人们的内在心理。我曾在另外一处谈话中指出：葛水平“很少进入到意义深处，只要一遇到复杂的内心矛盾，笔触总在周围游荡，结结巴巴，力不从心，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相反，杨少衡却在葛水平的空白处大展拳脚。不见放荡不羁的狂热，也没有麻木不仁的愚钝。杨少衡像笔下的人物一样，克制、冷静、表里不一、内外有别。看看其官人系列：县长林光辉这个人平时喜欢打哈哈，关键事情嘴很紧；新港区管委会主任康镇坤口气特别大，讲酒徒笑话，格外镇定以掩饰心理的极度不安；县长黄必寿严肃场合喜欢打哈哈，喜欢调侃、骂人、扯皮、官僚气十足，但关键处又露出其“无比英明”；齐国栋县长说话故意显出轻松自然，骨子里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作者分明偏爱人之其貌不扬的内秀。他的故事往往使叙述者成了一个茶余酒后插科打诨的局外人，而他对官场人与人之间隐秘之处的深入窥视，又分明印证了其道中人的痕迹。有人说，其小说有很重的心理分析的成分，此话不假。理解别人，包括善待自己，同样，解剖自我也包括着善待别人。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错位的关系，同样包括着善解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杨少衡小说中的心理学，一种中国特色的伦理观，也是杨少衡小说诡秘的叙事观。
我们曾经注意到杨少衡小说的人际关系是简单的，不是重点写一个人稍带一两个，就是重点写两个稍带一个。这里包括着同事、上下级、男女、朋友等。纵观官人系列，其场景、主题、事件、人物的相互交叉无疑组成了更大的系列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系列当作一部巨大的作品来审视。这种被认为多样的统一、统一的多样的重复策略，古今中外优劣作品皆有之。无论是林老板的枪论、马越的“金粉”马屁论、尼古丁的杀人不见血论、贺亚江的买股论，还是齐国栋的三条腿蛤蟆论、关之强的恭请牢记论，一旦他们组队出场，便构成了官场人际关系的精彩纷呈的寓言。话止于此，我绝不是在暗示杨少衡已具备了上乘小说家的全部才华。我佩服的倒是他武艺不全却摆弄得有声有色。摆弄归摆弄，武艺不全不时也会显现其创作上“亚健康”状况，对杨少衡来说，成问题也许还不是作品间的人物相互之间有太多的叠影，而过分出现的有心戏拟让他们集聚的话，不小心会露出雷同的尾巴；软幽默可能是个特色，但最终化为美学效果时，到底是软化了幽默的力度，还是让幽默有了更温柔的亲和力也是个问号；沉迷于讲述的魅力是不错，但如果一味沉迷而损伤了叙述的美学容貌呢！拒斥描写是勇敢的，但如一味拒斥而导致小说这美丽的世界缺水缺氧呼吸困难呢！这些疑虑是多余的，进取性的思考作者可能早已有之。诚如作者二年前所言：“我想试着进行另外一种表述，同时也表达我的一种见解，我觉得生活很多样，也不好只是一种模式。我在写类似的小说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努力把人物当人写，不要当符号写。”当符号易，当人谈何容易。认识生活之多样只是止于认识，而将认识的多样提升为表达的多义又谈何容易。此中甘苦，写作者自知，阅读者想知也难。
最后补充几句题外话。首先我写评论的习惯一般都要读完一个作家全部作品，这次由于条件局限，只读了杨少衡自发表《尼古丁》以来的十三个中篇，外加《那个除夕很冷》一个短篇。其次，“波澜不惊”四字的评语，记得是李敬泽先生先用，这里有挪用之嫌，特此说明。
文／程德培（著名评论家、学者）
◇ 历史之羞与海峡之痛——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海峡之痛》
随着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央视热播，讨论也随着热烈。当然我无意于在此跟着讨论，但海峡东西岸，实在有着太多的历史之蒙和切肤之痛。冷战时代众所周知就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已告“历史的终结”。可而今的海峡两岸存在着的仍是意识形态的纷争，加上具体历史的繁复：不说施琅当年跟随郑芝龙降清抗明，之后又跟随郑成功抗清，之后又降清与郑氏家族刀枪相向，直至最后奉清廷之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收复台湾的神圣使命……也不说此前的大几十年台湾陷入荷兰殖民者手里，却是由郑成功亲手收复，此后又有几十年陷入日本人之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才把台湾重新收复，就说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一湾浅浅的海峡”又重新封闭了几十年，活活割断了两岸的亲情和血缘。历史的残酷，怎么也不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可以任由人们打扮的小姑娘。你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真相究竟是掩盖不住的，尤其无法遮掩的便是历史的那一重又一重的旧伤疤新创痕……
如所周知，台湾岛除了土著，国民党败退人员以及后代则俗称“外省人”，也属少数，而今在那里生活的多数是跟郑氏家族联系或近或远的闽南后裔。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省份的角度抑或族群的角度，台湾题材均是个重大题材。福建的作家责无旁贷。恕我直言，截至杨少衡的长篇新著《海峡之痛》（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之前，这个题材基本被悬置，其间有历史的原因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活积累方面的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方面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不是说没有这方面创作，而是说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创作。《施琅大将军》当然是个重要创作，也恕我直言，其宣传层面的效应远比艺术的层面重要。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看重《海峡之痛》。国家主义叙事、民族主义叙事有它合法性的一面，但小历史和小话语的叙事则是当下世界叙事文学的主流，或者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此二者之间。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方面存在有太多的歧义，比如究竟为“想象的共同体”呢抑或“道德的共同体”？若为后者争论颇多，如我开头所说此不予赘述，若为前者则为“主权国家”与“现代化”意识，则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内容。文学的事情也一样。
况且，杨少衡的《海峡之痛》也未必就是小叙事，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就拒绝了宏大叙事而已。实际上，“民族国家”也始终便是该部长篇的主轴，小说主人公杜荣林几乎终其一生便为了“解放台湾”这么个未竟的事业。不知哪位有大气魄又能有大建构的导演，若能把《海峡之痛》搬上银幕或银屏，一样会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大制作。当然，从布迪厄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作家是“为生产而生产”，畅销作家是“为了受众而生产”，但二者都有把各自来之于文学的经济资本转换为符号资本的冲动，于是改编成电影电视纷纷转向大众传媒，就有向文学场域施加压力的功能，也即不得不使“文学场域”屈从于外部的文学标准。因此能持独立立场的批评家，就不能受制于这个外部的文学标准。也就是说，必须时时记得面向文学的为生产而生产本身，并努力与真正的作家一道共同抵制其他场域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等场域对文学的支配。说白了，《海峡之痛》若在好的影视艺术家手里肯定能拍成一部上好的影视作品，但它首先是一部上好的文学作品。这个根据便在于该部小说成功地再现了纷纭激荡的历史场景中的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
用孙绍振教授的话说：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很不够，文学应该是人的感情学，而且应该是人的感情错位学。孙先生的理论见地穿透力惊人，其所创造的理论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以为仍然会有相当有效的解释力和检验力。因此这里不妨套来一用。杜荣林的情感波澜当然跟他的战争经历、家庭经历、社会经历以及感情本身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具体结构故事上，跟杨少衡自己正在走红的“新官人小说”套路有些不同。后者大多面对当下生活及其人物的当下境遇，前者则主要把人物置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场景之中。小说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彩的枪战，重要的是，这场枪战既拉开了情感的序幕，而且是个重要的楔子（尽管在小说结构中不见得有此用意）：主要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内容，都在这个重要场景中得到了线索埋伏和展开的基础。特别是战争场面中的细节刻画别出心裁，就像之后反复涉及却又并不正面展开的各个历史场面那样，那些不过就是故事的背景，而着重展开的只是历史场景当中人的行动和心理以及精神活动，比如在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一阵清脆的婴儿的啼哭，给人神经刺激的强度甚至不亚于枪声。尤其是俘虏群中一个“国军上尉”闻得女婴哭声“身子摇晃，目光闪烁”，连长杜荣林马上警觉到对方跟女婴的关系，直到这个叫罗进的上尉俘虏把女婴留在了竹排上潜水逃走……人物的三角关系就此确定了下来。如果我们盯着杨少衡是如何就着这人物的心理三角关系来结构小说，那么我以为就比较接近了杨少衡结构此部小说的内核。所谓“史诗个性”也好，所谓“艺术群像”也罢，离开了这一点就可能对该部长篇的精髓缺乏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从文本的意义上考察。也就是说，杨少衡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么写？我们还可以从文本的整体把握上观察到。杜荣林由于野战能力被地方干部操着“一口鸟语”的陈石港看中，被要求留在地方参加剿匪——结果除了通讯员王锁住幸存，包括指导员于立春在内全连80余位战士悉数牺牲在那场著名而朦胧的“金门战役”，成了杜荣林大半辈子最大的心痛，也成了他未酬壮志的一生夙愿：“连长会带人打过来的！”；与此同时，他也跟朋友陈石港和敌人罗进形成了更加曲折丰富的故事链：罗进为了寻找在撤退时的遭遇战中失散的妻子刘小凤，不惜丢下女儿潜回深山，结果入伙为匪，跟杜荣林又结下旧恨新仇；如果不是罗进，杜荣林就不会在激战中负伤而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护士）秦秀珍；如果不是秦秀珍，罗进后来偷渡香港进入台湾就不可能炮制所谓《给杜营长的信》，因为秦秀珍的父亲是国民党上校中医并随军台湾；如果不是罗进的女儿后来成为杜荣林的养女杜山，在那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出于“革命性”而不惜毁灭“人性”，就不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