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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讲出。他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与纳尔迪尼奥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而警方已确认后者是圣保罗州南海岸一带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奥一起访问了一个为滥用药物者提供治疗的诊所。该诊所位于圣保罗市之外，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个请求是我儿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解决吸食大麻的问题。我明白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充分了解了该诊所的相关信息后去了那里。埃迪尼奥承认自己想过一种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并做好了接受治疗的准备——有了愿望本身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
虽然我们希望这会成为结局的开端，但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却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埃迪尼奥又一次被逮捕。同时被捕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于这桩案子总有一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判决，他能彻底地长大成人，并在经历这个肉体、伦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后明白他有我们做他的家人，做他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
尽管存在着埃迪尼奥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多地互相看望。我有幸拥有几个家，我们可以在那里相聚。我在纽约有一套公寓、一间办公室并在纽约州北部的东汉普顿有一座别墅。我的两个大女儿凯莉。克里斯蒂娜和珍妮弗仍住在那里。凯莉。克里斯蒂娜现年３９岁，嫁给了阿瑟。德卢卡。她在剧院工作，可以讲各种语言。她给我生了我的第一个孙子马尔科姆。埃德松。珍妮弗也在那里。她今年２８岁，在一家数字电影公司做审计工作。纽约仍是我的心仪之地——在住了有整整十年和时住时离又有２０年之后，那里真的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而且我准备每年夏天都在那里过。
在北半球变冷时，我愿意待在巴西，那里始终气候温和。阿西里娅、孩子们和我已迁回圣保罗，我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公寓。乔舒亚和塞莱斯特在那里上学。每逢周末，我们便前往桑托斯附近靠近海岸的瓜鲁雅，我们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像我真正的家一样。
我仍然频繁地出外旅行，但我会精心安排我的行程，这样我就可以在外面尽量少花时间，以免离家太久。如今，我已找不到可与天伦之乐相交换的东西了——同家人在一起不仅妙不可言，而且我还从中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感到十分地快乐。我觉得家庭是世间万物的根基所在。我知道的只是：随着我逐渐变老，我们周围的事物开始显得不同了。现在，我成了那个最需要他们的人。
我的家人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要不是为了他们，我绝不可能取得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的父母完美无缺——我的叔叔、舅舅、兄弟、姐妹，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有七个孩子和七个孙辈子女（凯莉的三个孩子、埃迪尼奥的两个孩子、桑德拉的两个孩子）。还有阿西里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热米玛，我把她也当作我自己的女儿。我甚至还有十几位教子。我已记不得仅在南北美洲就有多少人请我给孩子当教父了。我并不总能同这些孩子或父母们保持联系，但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小孩子称我为教父。
我想告诉你们，我还拥有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农庄，位于圣保罗州内陆雷日斯特鲁与茹基亚之间，在首都西南方约１００英里处。我在１９６０年买下那片土地——有关的信息是桑托斯队的男按摩师马塞多最先告诉我的。我们拥有１１００公顷土地、４００头法国牛和１０００头猪。我在里面修建了一个人工湖，放养鲤鱼和其他鱼类，用于出售。我们每年捕捞４００００条鱼，重达７０吨。这是个美妙的去处，一个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的双胞胎子女乔舒亚和塞莱斯特也爱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建造的房子有六间卧室和一排用来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员的厢房。只要可能，我们全家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里配备了两辆电动汽车，同他们在球场上用来运送受伤队员的那种车很像。我和我那些较年轻的孩子一道骑马，让他们骑自己的矮种马。生活中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在这种驰骋中一起交谈——我在中间骑，两个双胞胎各在一边。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凯莉、埃迪尼奥和珍尼弗身边呆这么长时间——他们年幼时我的事业不容许这样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试图弥补以往在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欢和我年幼的儿子乔舒亚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长成一个年轻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同我心爱的父亲唐丁霍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和我也这样一起踢过球。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我们竟已白头而未知晓。过不了多久，乔舒亚也会和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在我有空的时候，乔舒亚是我亲近忠实的伙伴。
２００６年，我将步入我的第６６个年头，我感觉自己的心依然年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总是长命百岁，尽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于１９７６年辞世，享年９７岁，我的父亲在１９９８年离世时年届８６岁。在我真走的时候，我将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内。桑托斯市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层建筑，每层都有陵墓。我已为我的家庭买下整整一层。我的父亲、我的姑母玛丽亚（享年９０岁）和我的奶奶已经葬于此处。我买下这一层是因为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业合伙人建造的。从塔墓的窗户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贝尔米罗镇球场。在决定葬于该处时，对这个因素并未加以考虑，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尽管我希望我能把脚步放缓一点的那一天尽早来临。名声带来很多回报，我对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家庭，那么名声将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偶像
贝利是少数几个与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将名留千古，而不是转瞬即被遗忘。
——安迪。沃霍尔
我总说，我是来自三心镇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颗心的巴西人。对我的国家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是一座种族大熔炉，一个所有种族以一种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国家。尽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不公平，但这里也有一种了不起的平等意识。我们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我们怀抱着信念。我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或幻灭，我们始终怀抱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们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我的同胞们热爱贝利，但他们对贝利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别人的车上穿过圣保罗市的街道。我们在某个路口遇红灯停了下来，突然，两名持枪的盗贼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车。其中的一人用枪指着司机，要他打开车窗。但当他们看到车里坐的是谁时，他们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连声道歉地走开了。他们无法面对抢劫一位英雄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我有时却会造成相反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机场无须出示护照即可通过移民局的检查。人们知道我是谁，所以让我通过。在美国，他们甚至也多次不检查我的证件便让我入境，而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则是很少发生的。另外，在我来到海关时，也从没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这边，海关人员则时常打开我的背包，并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在对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我的祖国不尽相同。
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巴西人对他们的偶像非常苛严。有时他们关心的好像不是为你锦上添花，而是让你雪上加霜。他们乐于支持败军之将，而不是胜利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有时是长期积淀所致，并具有心理学上的特征。在我感到悲伤时，我总会想起多娜。塞莱斯特提醒我的话：〃你不可能每时每刻让每个人高兴。〃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英雄。我无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过，也见过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国，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纪念馆。但在巴西却没有贝利博物馆。在我看来，在这类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贝利的形象已进入图索夫人蜡像馆，但巴西这边却什么也没有。
我在尝试创办贝利博物馆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临一些难题。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在桑托斯市某块闲置土地上营造类似建筑的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规划。它本会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因为除海滩之外这座城市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游客。圣保罗州州长批准了这项提议，而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一名地方政务会委员来到现场，结果使整个事情化为泡影。他说这样做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的权力之争在作祟。那位政务会委员和市长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即便这座博物馆可惠及每一个人，那位政务会委员也还是不想让该市市长受到称赞。
此后，在瓜鲁雅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想在一个已经有一些足球场的破败地区建造一所足球学校。当地的政客们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官话推诿搪塞，使之最终流产。这种小肚鸡肠的做法确实让我深感失望。
我总对我母亲说，是她给了我三颗心：一颗给我的家人，一颗给欣赏我的人，另一颗给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于我心直口快，有时我也会激怒别人。比如在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后祈求神灵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时，就受到了这是在蛊惑人心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也没少树敌，因为我老是试图改变一些事物，而许多权势人物则在现存社会中享有既得利益。媒体中的某些人也喜欢挖我的新闻——这是个爱与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是名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进行核实。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轰动当然并不总能反映我实际上说了什么，但通常都能使报纸卖出去。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曾说巴西人必须恰当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哗然。有人指责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票，是在暗示他们都是蠢家伙。实际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