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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不围我了，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双眼紧闭，用习惯的“木乃伊”姿势睡觉。如果你当时在场，会发现我脸色苍白，嘴唇发灰，有点像一个真正的死人。
这个真正的死人把斜靠着床栏的身子放倒，完全缩进被窝，想着一个遥远不知所终的女人。 天渐渐黑了，打靶场那边刮来透明的风。门被推开的时候，风就穿过门框，到了走廊。
我没想到，推开门的是周飞腾。我更加没有想到，杨晓跟在老周的身后，用那双罕见的单眼皮眼睛看着我。老周的目的是叫我去政教处，但是他进门后，不叫我，反而先把廖福贵训了一通。原来他一早就吩咐廖福贵找我去政教处。现在天都黑了，我却还在宿舍。他问廖福贵到底是怎么搞的。廖福贵说他刚刚才看到我。他确实很难找到我，因为我在医务室呆了半天，只有李小蓝和杨晓知道。
别人都没说话。周飞腾叫我跟他去政教处。我说，我现在浑身疼，说话都没力气。我没办法去政教处。
周老师说，廖福贵，你背他去。
我走在老周背后，杨晓在我旁边。她说，我不应当对她不理不睬，也不应当当着她的面给她爸一串白眼。我说我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我心情又不是好得要死。 三
1998年12月末，我回了一趟家。我之所以回家，并不是因为我想我爸妈，也不是因为我缺钱，而是因为学校命令我通知家长来学校，在我的处分决定上签字。那天天气又干又冷，风像透明的冰一样飘在空中。天灰得吓人，看不到远处的房子，显得西安很平。我下车才走了几十米，身上就沾上一层细细的尘土，最后我不走大路，改为穿过一大片麦子地，往家里走。
麦子的绿色已经部分遮住了黄土。我看到屋后有很多牛在懒洋洋地嚼草，有一头还在我家的菜园里猛啃。我砸过去两个土坷拉，把牛赶走了。当年我放牛，牛经常偷吃别人的玉米、高粱、麦子……因为放牛的人夏天在树阴下、冬天在背风处打牌。眼前仍然是我当年的情形，所以我没有为牛吃菜的事站在山坡上大声骂娘。儿童时代我妈经常让我代她骂娘，她说她不会用陕西话骂人而她擅长的湘西土话别人根本听不懂骂了等于没骂。
家里门锁着。他们应该还在白山县城卖苹果。我就在屋里坐着，打算一直等他们回来。如果他们早点卖完，就会早点回。晚点卖完，就会晚点回。实在卖不完，也不会不回来，只是更晚一点。我等了一会，把煤火灶上的水壶拿开，烤了一会火。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慢慢丧失了最后的耐心。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等他们回来，回来骂我。同时我对如何向他们开口，一点把握也没有。我爸要是听说我被开除了，会把我熬粥喝了……我把水壶照原来的位置放回煤火灶上，把猪给喂了，锁上门，穿过那一片没什么人的麦子地，跳上了去西安的车。
那一天我十七岁。走在麦子地里，穿过无处不在的风。我还想象着爱情，努力使自己变得温暖点。当风迎面刮来，我就倒退着走。刚刚离开的房屋正在逐渐变得得模糊。我回到政教处，告诉候审的冯锡钢说我爸妈不在家。他们递给我一沓稿纸，一只铅字笔，说那你先写交代材料吧。冯锡钢说，我们了解到你还不止打这次架。还有什么你都老老实实写清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门好像反锁了。一盏台灯照亮我面前方圆大约一米的地方。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早点写完好早点出去。可是到了天亮，我还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早上9点左右，政教处老师来验收了，问我写了多少。我说还没写。冯锡钢说，没事没事，给你个房子，你慢慢写。
中午，大群人从窗外走过，去食堂吃饭。窗户上出现了一个人头，是杨晓，她喊我。沈生铁，到这边来。
我记得她那天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梳得异常整齐，额头上沁出汗珠，比起我一晚没睡的憔悴，她明显新鲜很多。她给我带来一大包零食，说道，生日快乐。那天是12·27？我有点记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杨晓对我说了这句话。
再过许多年我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形：我过十八岁生日那天，杨晓恰好走了过来，对我说生日快乐。她不说还好，她一说，我就觉得自己很需要安慰。这引发了一连串反应。首先是我对杨晓说了令她激动的三个字，接着她突然哭了，并且拉过我的头，隔着铁栏亲我。我很乐意为她擦眼泪……也很高兴看到眼前的一切，因为她那时就像一头小野兽，脸蛋光洁，脖子修长，眼睛也很漂亮……比我们赤裸相对时，更加动人心魄……我给她擦了一会之后她就不哭了……还笑了……就像电影中演的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第二集1999年12月 （3）
四
我承认我们都受过电影的影响。政教处也受过电影的影响，因为我写了很长时间的交代材料，却总是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比电影里给英雄人物故意制造的苦难岁月还要漫长。他们让我不要光写打架，要把所有的坏事都写出来。我就把划玻璃也写上，看到老周VS林校长也写上。他们又说不用写这么多……所以，我总是没有一份可以作为供词的材料。没有供词就无法定我的罪，所以我要继续写。
在政教处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放档案的柜子，靠墙站着，头顶是一盏15瓦的白炽灯。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后，就呆在里面。中午和下午，杨晓都来给我送饭吃。由于她爸的关系，政教处允许她走进黑屋。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凳子上吃饭，杨晓则穿着红色或者白色或者蓝色或者别的颜色的衣服，斜靠在桌子上跟我说话，看我狼吞虎咽，她就说我是只猪。我喜欢她穿着红色衣服靠在桌子上说我是猪的样子。
我也喜欢她穿着白色衣服什么都不说的样子。桌子的高度刚好够着她的屁股，窗户外面的光在她背后，好像孢子植物那样毛茸茸。有时我把她抱住，放到桌子上坐着，还亲她。如果门开着，她的脸就会出现两片很不健康的红云，如果门关着，她就舌头伸进我嘴里，灵巧地游动，一点也不怕被窗子外面经过的人看见。
我整天价关在小黑屋里，大部分时间一个字也不写，大部分时间一个字也不说，还没想到去丈量一下从桌子到门是几步，从门到桌子又是几步。我干得最多的就是想我他妈到底要在这个破洞里呆到哪年哪月，我总是站在窗户前想我他妈到底要在这个破洞里呆到哪年哪月。我透过窗户能看见很远的地方，要是杨晓从操场那边走来，我很早就能看见她。有时她老早就来了，有时她一直没有来。
杨晓说，要是她哪次去得稍微晚了一点，我的表情就会变得十分可怕。虽然我还是那个穿宽上衣的高个子，眉毛纠结在一起，头发有点发黄，仿佛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会发现眼睛凹得更深，发出奇怪的光，让人不敢久看。她说我身上已经发出一股气味，像一种特殊的酸味，绝不仅仅是多天不洗澡积累的汗臭在空气中挥发那么简单。我知道女人喜欢故弄玄虚，时光回到1998，我自己就没有闻到什么酸味，即使我把鼻子凑到腋下，使劲吸气，也只是嗅到了灰尘堆积的味道。那间房子里虽然不冷，但也不热，关上窗子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我在里面除了搬搬凳子，根本没有出汗的机会。
元旦那天，政教处主任来到小黑屋，用手指了指东方，说，你现在回去，叫你爸他们来。快点。材料不用再写了，我们有新的证据。其实我家在学校的南边。
我先来到宿舍，找到了我的玻璃刀。才这么久不用，刀头竟然生锈了。我用它在铁床上刻了两行诗：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我还在门后刻了“再见”两个字，不过估计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看到。
冷风吹进门缝，我觉得十分、十分累。一是因为我太久不运动了，二是因为我的病并没有全好，这几天又没睡好觉。我解开外衣的扣子，把自己放在床上，大口地喘气，趴在床单上像一块猪肉那样什么也不想。就这样躺了很久，起来时还是觉得神经紧张。可能我伤口还有点疼，头也在发烧。还可能我对回家通知家长有几分担心。后来我不想再躺下去了，我想起来，我想动动，就点了两根蜡烛。那还是我上学期买的，本来打算用他们在夜里看书，但往往才一点燃，几乎所有人都嚷了起来，说蜡烛光太刺眼，影响他们睡觉。事实上我们都像猪一样，只要没有铃声，可以睡到天荒地老。只有廖福贵例外，他见我吹灭了蜡烛，翻来覆去，就推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电话看书你可以用嘛。他说得对。我就躲在被窝里，把话筒拿开，借用那可疑的红光。就是那个电话，帮助我看完了很多有趣的书。我甚至用那一点可怜的光线看清了谢非潦草无比的诗歌本子，（这个人我以后也许会提到，也许不会，因为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只是喜欢他写的诗。）还有郑明几篇杰出的黄色小说。郑明两个月前当兵去了，好像在河南。他如果一直写小说，会写出十分漂亮的东西，比陈忠实、贾平凹什么的都要好，可是他当兵去了。就算我不会写小说，我也不去当兵。那种整天接受训斥的生活，会让我这样的人精神失常。不知道郑明怎么熬过去的，他还是个写黄色小说的，他身上的脾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我的眼睛也看坏了。所以当我借助蜡烛光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感到模糊。还好我的东西很少，才装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旅行包，连二十斤都没有。因为我收拾起来，把不要的全扔下，该要的也不要，只保留我想要的。衣服两件，三本书：《秘密的轮胎》、《庄子》、《野外生存手册》，眼镜，玻璃刀，一双球鞋。被子仍然铺在床上。有一个风铃，杨晓织的，让我犹豫了一番。我本来想塞进包里的。我想起她怎样在小卖铺挑选白色的铃铛，挑选丝带，每种颜色都要一根，怎样在上课的时候用课本竖在前面，偷偷把一个个小铃铛编好，最后怎样用丝线把一大堆铃铛串起来。甚至可能是在老周那双老鼠眼睛下串起来的。我告诉过她我不喜欢这种小东西，但是她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是高兴了好一阵。可是现在我他妈给开除了。想到这一点我又涌上一阵难过。如果那天我一直这么难过下去，我肯定会在飞机制造厂子弟学校哭起来。我不想哭，所以最后我还是把风铃扔掉了。我当时就想那样走掉，跟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再发生什么联系，虽然我心里不一定这么想，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有时候我一冲动，什么都做得出来。老周你想整我，行啊，你想看我求饶，如果我自己走掉，不再向你请示，你会不会不那么愉快。你不但达不到整我的目的，而且我爸妈还要来学校要人，到时候看你他妈怎么下台。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装出很留恋这个地方。
第二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