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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紧张到脑门淌汗。
“开!”庄家大声喊道,“双蟹、单鱼!”
结果,大人们几乎个个都输,惟独叶汉买中。庄家赔给叶汉4 分钱;另外赔了下注在“鱼”的那一个人几毛,然后
眉开眼笑地捞拢赌台上的所有银元,装进自己的钱袋。
赢了钱,叶汉自然开心不已,于是再押上去。有时连饭都忘记回家吃,越赌越来劲,越赌瘾越大。
幼小的年纪便染上赌瘾,本来已属罕见,偏偏叶汉是个天赋的赌胚,大人们一个个输得眼睛发绿光,而他却十赌赢
七八,仿佛有逢赌必赢之术。
有些头脑较笨的大人感到不解,居然私下来向叶汉请教其中的“秘诀”。
叶汉自然不肯把“秘诀”告诉别人。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诀”。因为经过多次观察,叶汉发觉庄家习惯在骰子上做手脚。作为庄家,当然求赚不
求蚀,所以一直坚持“杀大赔小”的原则。在这种前提下,叶汉先看别人下注。比如别人下注买一元“鱼”,叶汉便买
两毛钱“虾”。庄家当然想杀银元,便情愿赔他两毛。掌握了这么一个窍门,叶汉便经常有所斩获。
但要知道,这时的叶汉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毛孩子,居然就有这么高的“悟性”,懂得捕捉庄家的心理和揭穿庄家
的手法,的确令人惊讶。
整个小学阶段,叶汉不喜欢参加任何游戏,惟一令他着迷的便是赌博。他的学习成绩极为一般,那一份聪明完全放
到赌台上去了。后来发展到了只要一天不赌就睡不着觉的程度。有时即便睡着,也常在“我赢了”的惊呼中醒来。
如此描述叶汉的童年,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为了对叶汉成长的年代有个更全面的了解,因而有必要对广东的社会
历史和现状,尽可能概括地作一个交待。
赌博,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源远流长,这里只从清朝末年说起。
在满清的律例中,赌博是被禁止的,犯者或笞杖、或徙流、或斩首,决不姑息宽容。事实上,中国的历朝历代只允
许赌博作为一种民间游戏存在,而不允许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牟利活动,更没有官府开赌筹饷的做法。
但是,从1861年起,即清末咸丰十年,广东贡院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当局无力修复,而科举考试又必须照
常举行。在无奈的情况下,广东绅士请求当局,批准他们承办缘科举而起的“闱姓”赌博两年,以其收入修复贡院,当
局批准了这一请求。两年期满后便被禁止。
但这次闱姓赌博起了一个极坏的头。它使当局从官方开赌中看到了一条新的筹饷财路。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闱姓或
开或禁,只看督抚大人的意思,大清律例已被抛至脑后。
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督粤,筹设钱局,自行制币。他的筹款办法也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闱姓”,并由商
人承饷。从此,赌饷便和广东的财政收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科举考试即将被废,为填补将失去的闱姓赌饷收入,总督两广的李鸿章,竟然决定开放
为害最烈的“番摊”赌博,以“海防经费”的名义征饷。后来又陆续开办了“白鸽票”、“山铺票”等赌博。于是,广
东各地悬挂“海防经费”灯笼的赌馆遍地开张。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从1913年到1927年,广东出现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那些军阀更是大肆倡赌。比如1914年,龙
济光窃据了广东军政大权,借口救水灾,设立“水灾善后有奖议会”,招商承投山铺票,他的部下也立即在各自的驻防
地开赌收饷。继龙济光之后,是旧桂系入据广东。旧桂系先从省金库中提出12万元巨款,贿赂议员,通过了照办有奖议
会的提案,以对抗南京政府发出的广东禁赌令。接着由广东政客和桂军军官组织了赌博公司,以“防务经费”的名义承
办“番摊”,认饷600 万元。接着又是滇桂军祸害广东,各军公开以驻防地区为包赌界线,各自招人领牌分设,所有赌
博的名目,如番摊、牌九、鱼虾蟹等,应有尽有。
1932年,陈济棠统一广东,结束了长期以来军阀霸占广东的局面。但陈济棠依然坚持旧军阀的做法,只做了一项革
新。他委任心腹区芳浦主持财政,力求革除各地驻军和地方势力包办烟赌的习惯做法,对全省烟赌捐税公开招商投标。
到陈济棠时期,广东省的赌饷收入达到2000万元,约占全省年财政收入的1/6。 1936 年,蒋介石用金钱收买了部分粤系
军官,促成“南天王”陈济棠倒台,从此,广东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旗下。
从1936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曾下过一番力气厉行禁赌,但自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赌灾又开始泛滥。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叶汉当时是生活在赌博的旋风之中,在赌风中出生,在赌风中成长。1913年到1927年,
正是叶汉从童年向青年过渡的重要时期,但这个时期恰恰正是军阀割据、大肆倡赌的时期。
在这十多年间,广东有无数人深染赌瘾、深受赌害。他们把赌博当作发财的捷径,把赌博当作交际和消遣的方式。
正如当时《国华报》载文所说的那样,“父传子、兄教弟,幼而习之,长而安之。子陪母、夫伴妻,流风所播,间发无
遗。天九牌可以打天九、推牌九、玩牛牌、开十二位、扭天九等等,变化多端;骰子可以打鸡、掷状元筹、作升官图、
赶绵羊,层出无穷,自两粒、三粒、四粒、六粒,皆可以作为赌具。”
当时有更形象的说法是,“两个广东人,抓一把瓜子也可以开番摊”。可见其时赌风之普遍,赌毒之深入,赌业之
猖獗,赌民之众多,全国未有甚于旧广东者!据说,宣统年间,在议员受贿庇赌风波之后出任广东总督的张鸣岐,临行
前信告友人说:“论治粤,赌先为。”
在赌博的旋风中心,叶汉长到了18岁。尽管痴迷于赌博,但小学的门坎还是给他跨过去了。这时,他的那双兜风耳
在父亲眼里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难看了。
因此,父亲决定送他上中学。
当时江门没有中学,上中学得到广州去。
叶汉入读的学校名叫“南武中学”。校址是一座寺庙,名叫“海棠寺”,但这时寺里早已不住和尚了,地方上用它
做了学校。
“南武中学”清规戒律不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在叶汉眼里,尤其扎眼的一条,便是“不许赌博”,此外还有
“不许抽烟”。
就办学而言,这些戒律当然是毫不过分的,但对已经学会抽烟而且迷恋赌博的叶汉来说,那可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因此,在那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景:一下课,叶汉就往公共厕所跑,然后连裤子也来不及解,蹲下便叼上一根香烟,
大口大口地吸着。
有一次,校长也上公厕。未等校长发现,叶汉早已把香烟扔了。但校长还是注意到他,见他不脱裤子老蹲在那里,
心里便明白了。
以后叶汉往厕所钻,校长便跟踪。
虽然没有被逮住过,但叶汉再不敢到厕所抽烟了。
但安全地方还是有的。寺的后门外是个清静处。后来,烟瘾一发,叶汉便跑到这儿来抽烟。
烟瘾容易满足,那么赌瘾呢?
在学校里跟同学赌是很冒风险的,给老师知道,不被开除也得背个处分。
叶汉当时是住校寄读。学校纪律很严,白天和夜晚,学生都不许随便出校门,连星期天的活动都受到管制,比如到
市区去玩,至少要有两个学生同行,回校后,要向本班级老师报告去了哪些地方。
当时,广州市面上正在大肆开赌,大小赌场至少有三千余所,每所大赌馆的门前,都高悬着电灯或纸灯,大灯笼上
一律书有“海防军费”四个大字,表明它们是为筹饷而“奉旨开赌”。离“南武中学”最近的一所赌馆,大约只有四五
百米。每当深夜,赌馆里传出的嘈杂之声,便十分清晰地传到叶汉的耳中。
有一个夜晚,叶汉实在熬不住了,悄悄起床,翻围墙出校,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赌馆。
进入赌馆大门,在一个赌馆伙计的带领下,叶汉来到存金处兑换筹码。他看清这个存金处是用极厚的砖头砌成的,
墙上只开一个小方孔,作为出纳现金和筹码之用,里面空间很小,有两个表情呆滞的人在紧张地工作着。叶汉注意到里
面几乎完全是封闭的,他猜不出他们是怎么进出的。
叶汉换好筹码,然后朝最热闹的赌桌走去。
如果赌赢了,便用筹码换出现金;赌输了,则自认晦气。但无论赢输,叶汉一般会在深夜12点钟前罢手,不会延至
终局。这种赌馆一般都营业到凌晨4 点钟。
在南武中学的3 年中,叶汉不知有过多少个像这样的夜晚。
虽然一次也没有被学校发觉,但他的学习成绩明显退步了,而且越来越差,最后到了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地步。
老师想帮他也帮不了,因为老师单独给他开小灶的时候,他都会呼呼地打起瞌睡来。
勉强过了3 年,实在念不下去了。
叶汉回到了江门。
这年叶汉21岁。
望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父亲心里反而变得格外平静。他说:“我早看出你不是读书的料。算啦,你就跟我开陶瓷
铺吧!”
“我不。我不喜欢开陶瓷铺!”谁知儿子这样说。
父亲说:“我知道你喜欢干什么!”
叶汉抢着接口:“我喜欢赌博!”
父亲望着他,听他怎么往下说。“赌博有什么不好?”儿子飞快地说,“政府不正在倡导赌博吗?这哪是什么坏事?
就算是坏事也只能怨政府!我看开赌场就比开陶瓷铺强。你要是真的逼我跟你开陶瓷铺,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话说
在前头,迟早我要把陶瓷铺卖了,开赌场!”
父亲听得心惊肉跳。他相信儿子说的完全是真话。这陶瓷铺是他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产,如果让儿子变成赌资,
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了穷光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陶瓷铺决不能交给这个儿子,甚至完全不能让他染指。父亲在心中
打定了主意,决定不让儿子跟自己学生意。
可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干什么呢?呆在家里他也会惹事的。
叶汉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干什么。
就在这时,世叔伯叶作鹏来到江门。他从佛山带来了一笔陶瓷生意。问明情况之后,他当即拍着叶汉的脑袋说:
“即然对赌博那么有兴趣,我替你找份差事。到澳门去,怎么样?”
“好哇!我去!”叶汉兴奋不已,立即满口答应。
父亲也同意了。他觉得这种儿子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不如让他到外面闯去,等他碰得焦头烂额,再回来也不迟。
就这样,叶汉跟着叶作鹏,踏上了澳门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
澳门的赌博业历史较长。开埠至今400 年左右,赌博业已有近200 年历史。
自从1553年澳门被葡萄牙侵占强租之后,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当时设立的赌种有番摊、骰宝、铺票、字花、山票等。
1847年,澳府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的番摊馆共达两百余家。当时,澳门各种赌档均
为江湖人物开设或控制,各路人马经常在赌档内外火并,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