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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整，贝斯坐在证人席上，两眼呆滞地看着陪审团。他面露微笑，或许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傻笑反而更贴切。他知道画者就坐在前排的位子上，所以他也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具有专业的形象。的确，他的神经此刻已获得安顿。
“贝斯医生，请问你对与刑事法有关的麦南坦法则熟悉吗？”杰可问道。
“当然！”贝斯突然间以一种极具优越感的姿态回答这个问题。
“请说明麦南坦法则的要义。”
“麦南坦法则的要义很简单，那就是在法律之前假设每个人皆为精神正常的个体。如果有任何被告欲以精神失常为由进行辩护，那么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被告在犯下罪行时，的确因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而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的本质为何。或者是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模式，但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
“请简言之。”
“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名被告不能分辨是非对错的话，则就法律层面而言，他即被认定为精神失常。”
杰可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继续发问：“现在，贝斯医生。就你对这名被告的检查结果而言，你对卡尔·李·海林在今年5月20号，也就是枪杀柯伯及威拉得当天的心理状况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的。”
“请说明你的看法。”
“依我之见，”贝斯慢悠悠地说道，“这名被告在他女儿被强暴之后即和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当他在强暴事件发生不久之后见到女儿时，他根本认不出她来；而且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女儿被人轮暴，痛殴而且几乎被吊死时，卡尔·李的心承受着晴天霹雳般的痛击。这的确是他极不愿去面对的事，但是事情就这么血淋淋地摆在他眼前，使他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事实。
“他觉得他们这种人已经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了。有一次他曾告诉我，当他看到那两个小伙子出现在法庭时，他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还要保护这种人渣。他一直等着有位警察能掏出枪，把他们俩的脑袋给轰开花。过了几天之后，没有人动手杀死他们俩，所以他认为该是自己挺身而出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他觉得好像这个制度里应该会有人出面严惩这两个强暴他小女儿的败类。
“我要说的是，毕更斯先生，卡尔·李在精神上已经离开了我们，到达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脑子里所装的全是些不存在的幻想；他已经彻底地崩溃了。”
贝斯知道自己的这番话听起来颇具有说服力。他现在正对着陪审团发表自己的看法。
“强暴事件发生之后，他在医院里对着他的女儿说话，然而他女儿由于伤势过重，几乎无法开口。她只说她看见父亲在树林里跑着要去救她，但是转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你们能想像出这些话对身为父亲的人而言有多大的冲击吗？后来女儿又告诉他，她向他们要她的爹爹，可是那两个人却取笑她，说她是个没爹的杂种。”
杰可停顿了一会儿，让这些话在陪审团的心里激起波澜。他看看艾伦草拟的大纲，知道只剩下两个问题了。
“现在，贝斯医生，根据你对卡尔·李·海林的观察，以及对他枪杀二人时的心理状况之诊断，你对于卡尔·李·海林在当时是否具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的。”
“请说出你的看法。”
“就他当时的心理状况而言，他完全没有分辨对错的能力。”
“在同样的情况下，你认为卡尔·李·海林是否有能力了解他自己行为的本质与意义？”
“我以身为一名精神病学专家的观点而言，海林先生完全没有能力了解自己行为的本质与意义。”
“谢谢你，医生。没有其他问题了。”
杰可整理着笔记薄，然后气定神闲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他瞅了陆希恩一眼，看见他正在点头微笑。稍后他又注视着陪审团，发现他们正在看着贝斯医生，并且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陪审席上一位名叫温达·吴美克的年轻女子，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杰可，嘴角还牵引着一丝的笑意。这是自审判开始以来，他收到的第一个正面讯号。
“目前一切都还好，”卡尔·李耳语道。
杰可向他的委托人笑道：“你的精神问题还蛮严重的嘛，大个儿。”
“需要讯问吗？”努斯向巴克利问道。
“只有几个问题。”巴克利扶着讲台时说道。
杰可想不出巴克利有什么能耐能向一位精神病学的专家提出质疑，即使是贝斯这样的二流角色。
然而，巴克利没有向贝斯提出精神病等方面的问题，他的心里另有盘算：“贝斯医生，请问你的全名是？”
杰可当场愣住了。这个问题隐藏着一个不样的暗示，巴克利用一种充满了怀疑的口吻问道。
“威廉·泰勒·贝斯。”
“你是否曾用过泰勒·贝斯这个名字？”
这名专家犹豫了一会儿：“没有，”他心虚地答道。
一阵突如其来的焦虑袭击着杰可，使他觉得似有一支飞驰而来的矛正刺穿了他的肠胃。这个问题意味着麻烦的开始。
“你确定吗？”巴克利扬起眉毛，声音中富含着不信任的意味。
贝斯耸耸肩：“或许年轻的时候用过吧。”
“我明白了，我相信你在证词中提到你曾就读于德州卫生科学中心？”
“是的。”
“那是在什么地方？”
“达拉斯。”
“你是什么时候在那里念书的？”
“自1956到1960年。”
“在那时候你是用什么名字注册的？”
“威廉·T·贝斯。”
杰可的心里充斥着恐俱与不安。他知道巴克利一定握有什么不寻常的秘密；而这不为人知的过去，虽然在贝斯的隐瞒下，还是让巴克利给挖出来了。
“当你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时，你是否曾经用过泰勒·贝斯这个名字呢？”
“没有。”
“你确定吗？”
“当然。”
“你的社会福利编号是？”
“410968585。”
巴克利在他的记事薄上的某个地方打了一个待查证的记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他穷追不舍地问道。
“1934年9月14日。”
“你母亲的名字是？”
“珍妮·伊莉莎白·贝斯。”
“她在少女时期的名字是？”
“史绮德。”
又是一个待查证的记号。贝斯怯懦不安地看着杰可。
“请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伊利诺州的卡本黛尔。”
另一个存疑的记号。
杰可知道如果此刻他站起来向法官抗议这些问题的不当时，一定可以获得支持。然而他的膝盖就像糊上了水泥般地动弹不得，而他的五脏六腑也在瞬间全移了位。他害怕自己如果站起来说些什么的话，只会让自己下不了台，
巴克利检视着自己做上记号的问题，然后刻意地停了几秒钟。
法庭上，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等着下一个问题，知道那将是具有关键性的一刻。贝斯看着巴克利的眼神，就像是一名死刑犯望着射击队的表情；它是一种充满了绝望却又希望子弹能够打偏的矛盾心理。
最后，巴克利向这位专家投下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贝斯医生，你曾经犯下重罪吗？”
这个问题的效力在沉默的法庭上传开来，同时也将泰勒·贝斯那颤抖的肩膀衬得更加明显。甚至于贝斯那张心虚的脸也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给揭露了出来。
卡尔·李斜眼看着他的律师。
“当然没有！”贝斯大声答道，但是他的语调难掩窘迫的心情。
巴克利只是点点头，然后慢慢踱步到马果夫的桌前，向马果夫拿了一份看起来非常重要的报告。
“你确定吗？”巴克利发出如雷似的吼声。
“当然没有！”贝斯瞄了一眼那份报告时，嘴硬地说道。
杰可知道此时他必须挺身而出做点什么事，以阻止一场屠杀的开始；然而他的心已因过度的惶恐与不安而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你确定？”巴克利咄咄逼人。
“是的。”贝斯透过打颤的牙齿说出这句话。
“你从来都没有犯下重罪？”
“当然没有。”
“你确定你现在的回答和刚才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证词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这是个布下陷阱的问题，也是所有问题中最狠毒的一个。杰可在以前也曾多次用过这种伎俩；现在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他知道贝斯已经完了，面卡尔·李获释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
“当然。”贝斯佯装出一身傲骨的样子。
巴克利大开杀戒：“你是在告诉陪审团，1956年10月10日在德州的达拉斯时。你并没有以泰勒·贝斯的名字犯下重罪？”
巴克利说出这个问题时，一面看着那份报告，一面探询陪审团的表情。
“那是个谎言。”贝斯悄声说道，他的回答不具有一丝的可信度。
“你确定那是个谎言吗？”
“是的，那是个粗率而不负责任的谎言。”
“贝斯医生，你能分辨出什么是真象，什么是谎言吗？”
“废话，我当然可以分辨得出来。”
努斯戴上眼镜，身体往前倾了些。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个个屏气凝神，不再左摇右晃。另外，在一旁报笔疾书的记者们也搁下了笔，期待一个爆炸性的丑闻公诸于世。站在法庭后面的副警长们也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精彩的对手戏。
巴克利从那份看起来举足轻重的报告中抽出一份文件，然后端详了起来：“你是在告诉陪审团，1956年10月17号的时候，你并没有被人宣判犯下强暴罪？”
杰可曾在许多次的审判中以及多次的危机里佯装出这种“全局操之在我”的坚定表情，然而这一次这种不实的神态却立刻被“强暴罪”这三个字给替换成了苍白、痛苦而衰弱的表情。当然，陪审席上至少半数的陪审员都察觉出这种信号。
另外半数的陪审员则皱着眉头看着证人席上的那名专家。
“你是不是曾经犯下强暴罪，医生？”经过冗长的沉默之后，巴克利再次问道。
没有回答。
努斯聚精会神，不知不觉地将身体向下方证人席的方向靠过去：“请回答这个问题，贝斯医生。”
贝斯没去理睬努斯的话，而是直傍愣地往视着巴克利，然后慢吞吞地说道：“你找错人了。”
巴克利哼了一声，走到马果夫面前，马果夫则递了一份看起来更有来头的资料。巴克利打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从里而拿出一张好像是8*10的照片。
“好吧，贝斯医生，我这里有几张达拉斯的警察部在1956年9月11日替你拍下的照片。你要不要看一看呢？”
没有回答。
巴克利把照片全都抽了出来：“要不要看一看呢，贝斯医生？或许这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
贝斯温吞地摇摇头，然后低下头去，神情茫然地注视着他的靴子。
“庭上，检方将以这些照片作为证据之用，此外，在法津的准许下，检方自德州达拉斯的部分有关人员那里取得一份德州控告泰勒·贝斯的档案记录，在这份记录中显示出一位名叫泰勒·贝斯的人在1956年10月10日被德州的法院宣判犯了强暴罪。我们可以证明那位叫做泰勒·贝斯的人和我们这位证人贝斯为同一个人。”
马果夫恭敬地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