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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那时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新闻业不是人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它来自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它像一颗埋在非常适合生长的土壤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迅速生长起来。人们组成社会，自然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报纸在英语里就叫“新闻纸”，是完全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倒还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了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
瘦弱的普利策做记者却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这块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在兜里没钱，却都要吃饭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所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岁的普利策竟然因此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四岁。他自己当然心里有数，可是仍一声不吭，走进议会大厅就在里面坐下来。居然也没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龄”。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说新闻业是个战场，一点不算是夸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党和财团的金钱交易、保险公司的欺诈、警方的残忍行为等等，无一不在报纸的揭露和抨击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细长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词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新闻业站在揭露腐败的前沿，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报社老板做动员，因为那应该是新闻业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扰，新闻业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普利策那种把新闻当作生命，甚至有些夸大的战斗性，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特点。只要任其自然发展，这个行当就会自然地聚集起这样一批人来，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蚀社会的违法行为为目标。因为在这里面，优秀的新闻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为他们知道读者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因为惟有记者六亲不认，天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们在负责追踪的“新闻”。区区平民，只要当上记者，皇上也在他的监察之下。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二十五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买下了自己的报纸。
二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这让我想起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迈尔，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为了公众利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番原则的公布是在1935年3月5日，表明尤金·迈尔要走独立、中性的道路。可是直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还在怀疑，尤金·迈尔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见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报纸的党派性还是很普遍的。而普利策提出类似原则，是在尤金·迈尔的整整五十七年前。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会对这些弱点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人最难了解和面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作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而什么是报纸的社会责任，以什么方式具体履行它的社会责任，这是整个新闻界在发展中逐渐反省的问题。普利策、尤金·迈尔式的思考，正是美国新闻界的良知，在商业大潮中的逐步觉醒。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市场在推动，政治风云漫卷，与同行对手又在激烈竞争。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其他报纸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但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而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个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果然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还挑战着体力、智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力等等，这是具有拼杀刺激的行业。美国新闻业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他们在推动着新闻巨轮，巨轮也在推动着他们，越滚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身不由己。他们既主动地穷追猛打社会的黑暗腐败，也被动地被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推动而飞速旋转。他们为正义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