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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由松下幸之助经营企业所表现的精神和手法，让我们看出他的心境正是朝着此一方向前进的。松下的经营导师不只是日本本土的，而且还有西方的，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就是松下的“洋导师”。
在和山本武信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松下正在阅读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传记。福特的事迹及其经营理念，让松下深感兴趣。不知不觉中，松下被福特迷住了。福特成为松下所说的“教导我经营要诀的两位恩人”之一。
福特生于１８６３年，比松下大了许多。他于１９０３年独立创业，经营汽车。
１９０８年，福特推出了新的“Ｔ”型汽车。
这种汽车设计新颖，造价低廉，是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汽车品牌。为此，１９０９年，福特停止所有其他型号汽车的生产，集中财、物、人力制造这种汽车。
在此之前，福特已做惯了其他品牌的汽车，为什么要专门生产“Ｔ”型汽车呢？
这完全是基于他的经营理念。
他认为，经营者应该生产物美价廉的品种，以适应社会大众的需要。
由此，也才能极大地刺激社会消费，进而刺激生产。因此，生产一种容易驾驶、物美价廉的汽车，一直是他的梦想。经过五年的研制，这种理想的汽车终于出现，这就是“Ｔ”型汽车。
对于这种新产品，福特很满意，于是决定停止别的品种生产，专攻此品，以使大量生产而降低成本，实现自己的夙愿。这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正是松下所特别看重的。
松下从福特传记中获得新的经营观念上的启发，由此而产生了和山本的争论。当时，山本武信正在承销松下电器制作的炮弹型自行车车灯，各地经销商希望能降价，而且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批量生产，降价确有可能。因此，松下向山本提出降价，这一建议除了上述生产上的经因之外，福特的经营理念也是动因之一。由于在合约的履行期间，山本不答应降价，松下也没有办法。不过，福特的思想却深入到他的脑海之中。
福特的经营理念中，有一条就是“产品价格未被用户要求降价以前，先要自动降价”。
这种主动降价的做法，和跟在别人后面才降价大有不同。由于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所以前者的效果要比后者好许多，主动权在握，并且会因为主动而经常控制价格，这样做的结果，所获得的利润不见得比硬撑着不降价、最后跟在别人后面降价要少。松下信服福特的这种观点，所以向山本提出，虽然未能成功，但他以后仍在努力。不久，方型电池灯制成以后，为了验证他的这种经营思想，松下不惜花巨款１００００元，从山本那里买回这种车灯的部分销售权。
由此可见，福特对松下的影响之深。
福特自１９０９年专门生产“Ｔ”型汽车以后，一直坚持生产，并于１９１３年实施流水线装配作业，虽然经材料价格上涨但坚持售价不变。
在这期间，这种汽车的售价是８５０美元，并且保持１８年不变。
通过多年的经营，福特使自己的大量生产→降低价格→创造需要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这一理念影响了松下，他决定悉心效法。松下制造高级电熨斗、收音机等等，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１９２７年，松下开始制造电熨斗的时候，已经有东京电气公司、三菱电机公司等财大气粗的厂家生产，也有来自海外的进口品。
当时，每年生产约１００００只，售价４元到５元。而松下面对此种形势并不怯阵，他采取福特的经营方针，在此产品销售不佳的情形下大量生产，零售价一下子降到日币３．２元。
这种产品面世以后，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欢经，不仅实用价廉，而且性能优良。
不久，松下的电熨斗生产数量一下子就升到了１００００只。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松下并非夺取了别人的市场，而是凭自己的实力开拓了新的市场。通过这次实践，松下验证了福特的经营方针，从此，这种方针就成为松下经营哲学一部分。后来，受到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启发，松下把这种方针形象地概括为“自来水经营哲学。如果说福特的抢先降价、多产低价只是一种经营技巧的话，他在经营中不忘大众社会和人类福祉的思想，就是一种相当杰出的哲学和人生哲学了。对于这种哲学，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松下更是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在所著《工作·生活·梦》中，松下幸之助由衷地说：“福特的做法，在当时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十分难得，几乎没有人比他更能处处为社会大众的需要着想了。他时刻抱着制造产品要对社会大众和人类福祉有所影响的使命感，立身行事。
“当然，他肯定会考虑到赢利赚钱。然而，比起赚钱来，他更感兴趣的是造福大众、服务社会，使社会进步、繁荣。
所以，他不断地降价，以使更多的人能坐上汽车，同时也扩大他的事业。
“福特这种把事业和社会发展连接在一起的思想，我认为对任何事业都是极其需要的。胸怀大志的企业家应该有这种抱负，竭尽全力以接近这一目标，能做到什么程度或迟速早晚，那就要看他个人的思想、人生观和社会观了。福特的这种观念，今天也仍旧适用于各项事业之中。令松下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见到福特本人。
后来，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开到了日本的横滨。不能亲见福特，退而求其次，参观福特工厂也就成为松下的愿望。可是等松下到了工厂，发现工厂厂房狭小，乍看之下似乎有些不便工作，仔细观察，才发现各方面的安排都极其合理，每个员工都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能拿到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
办公室的人很少，而庞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一名会计，事情却办得十分顺畅合理。
继续参观，松下发现这家工厂没有仓库。
松下很感疑惑，陪同者解释说：“如果产品要堆放起来，当然需要仓库；如果产品不用堆起来，也就用不着仓库了。听了这一句回答，松下还是不太了解其中奥秘，那人又解释说：“松下先生，简单来说，福特是按需要来生产的，需要１００辆，就生产９９辆，所以连一辆也不用放在仓库里。如果需要１００辆而生产１２０辆，那当然就要有２０辆存在仓库里了。您看，经过装配线到这里出整车，检查以后，就直接开走卖掉了。况且，有了仓库，推销起来就可能有惰性。经本就对福特景仰的松下，亲眼看见福特的工厂，又听了这番解说，对他的经营导师亨利·福特更加钦服了。
当然，松下虽然佩服福特，但也并非亦步亦趋。关于库存，松下的“水坝式经营法则”就与此大不相同。
正因如此，松下也才能成为世所公认的经营之神。
松下的一生，尤其是他学习、模仿性最强的青少年时代，得益于别人的方面不少。
而他独独指出山本武信和亨利·福特为“教导我经营要诀的两位恩师”，是基于他对自己人生行为的认识。检视松下一生的所言所行，不难发现，他从大阪商人和美国大亨那里分别学到了他所尊崇的商人之德，即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学到了与此相关联的经营的技巧，即坚守信用，负责到底，大量生产→降低价格→创造需要。从这样的经营理念出发，我们就可体会松下成功的秘诀所在。
松下幸之助对他的两位经营导师万分钦佩，多所效法。
但同时，又有修正和扬弃。那么，他心目中合格的、乃至十全十美的经营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我们并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经营者，但追求理想主义的松下确曾亲口承认过某人可以算作十全十美的经营者。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松下幸之助８５岁高龄的时候，他的同胞石山四郎邀请他和美国商业银行总裁路易斯·兰勃，就许多问题进行采访式的谈论，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想中的经营形象是什么样的”。石山四郎首先提出了他的看法。
石山说，如果评判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事长，他认为没有人能比阿尔弗雷德·史龙更合适。
史龙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讯工程专业，２３岁时即就任菲亚特轴承公司的经事长。
该公司被联合汽车公司兼并时，史龙就任新公司的经事长（３１岁）。
１９１８年联合汽车公司进入通用汽车公司（ＧＭ）五年以后，史龙升任该公司经事长（４８岁），此后历任总裁、名誉总裁。
１９６６年以９０岁高龄辞世。
史龙就任通用公司经事长时，该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只有１２％，每一股的股息不过１美分。
１９５６年他辞去总裁一职时，该公司市场占有率已高达５２％，股息也增加到２元。
在史龙任职的半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能配息的事情。
史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参加晚宴。即使有人劝他钓鱼和打高尔夫球，他也认为是浪费时间而不肯接受，除了公司文件他几乎什么也不阅读，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却不断捐款，他一生对大学、研究所的捐款达３亿美元。即使担任名誉总裁以后，史龙也从不缺席公司的经事会。
史龙一生有许多朋友，但在公司内却没有一个朋友，即便晚年的孤寂岁月，他也从未访问过一个ＧＭ的人，唯一的例外是多尔特·克莱斯勒，还是在此人离开ＧＭ以后。
对此，史龙解释说：“最高经营者的义务在于客观而且公平”，“必须绝对宽容，不能计较工作的方式。
更不能有主观上的好恶。
唯一的基准，就是对方的业绩和为人。如果公司的负责人和公司的某人有私人交往，就难免会有偏袒，至少外界的人会以怀疑的眼光来看，所带来的影响远比其他因素深刻。
孤独，保持距离，拘泥礼仪，每个人都不愿如此，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但我有义务不得不这样做。石山四郎在说了自己的观点后，向松下和兰勃提出了三个问题：
１．不同色彩的经营方式；２．与自己的不同；３．理想的经营形象。
松下回答说，他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史龙，也不知道通用汽车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全靠史龙先生。因此，对史龙盲加评断是不合适的。不过，听了石山的介绍，他自己深感史龙“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事长'，也是一位卓越的经营者”，“的确是所有经营者中最值得我们效法的理想经营者”，“堪称千载难逢、十全十美的人，也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经营者”。
松下认为，有经营才能、善于用人、通晓业务、依顺社会情势等，都是合格经营者的必要条件，也是凡人所能做到的。史龙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作为经营者所抱持的观念和生活态度，特别是他的严于律己的实践精神。他说：“我之所以对史龙先生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了经营者应该做什么，并以严于律己的态度忠实地实践，因此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理想的经营者。松下把史龙看作是十全十美的经营者，表达了他对理想经营者的努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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