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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在努力抓她的手。
“我，心里有，有件事……思、考、好久……”
薛明点头，她听到一阵咯咯倒气声，接着又是顽强而痛苦的一次呼吸。
“只、有跟你……说。”
“知道。你说。”
“我家里，孩子多……五个……”
“你放心，老陈……”
“我挽回不了啦。放、放心不下……孩子。我的爱人，没什么……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交我好了。”
“张，张子仪要了……两上。李贞……要走一个。全分出去……去了……”
泪水在陈将军眼角闪耀。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来去赤条条，临终不得不看骨肉拆开寄养的现实：
“老大，洪生，我的大儿子，想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碗……饭吃。能到你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薛明眼圈一红，泪水涌出。她忙起身，把那孩子拉过身边，一同站到陈希云面前：“陈部长，交给我和老总了！”
陈希云死死瞪住薛明和他的儿子陈洪生，嘴角忽然绽出一丝苦笑，那浅浅的笑纹渐渐凝固了……
陈将军就在这苦笑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陈洪生。
我们家孩子成群，但相处得好，全是兄弟姐妹，热闹欢乐，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生活的气氛，吸引了不少的人。
当时，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住在成都。他来重庆看望贺龙，见了这一大群孩子，感动不已。
李井泉曾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很熟悉。当年在延安，在晋绥，他工作在父亲贺龙身边，孩子常住我们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很熟，整天玩在一起，亲兄妹一样，感情分不开。现在李井泉见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不觉也动了念头。
“老总啊，我那孩子黎风，现在快成野孩子了。”李井泉先诉苦。
“有爹有娘的怎么会快成野孩子了？”父亲贺龙吸着雪茄烟，笑眯眯地问。
“唉，有跟没有差不多。你也知道，我忙得顾不上家，萧里也忙得顾不上家。她是一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得休息，又是开会又是谈话又是批文件，顾不上管孩子啊。”李井泉说到这里，开始转话头，“黎风可是想你，想鹏飞他们，有感情了，总想见你们。”
“那就带他们来看看嘛。”
“你看你这里多好”，李井泉指那一群孩子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互相作伴，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观念。把我们家黎风也送来，叫他跟着你吧。”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贺龙生与死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1969年6月9日下午3时4分，共和国元帅，我的父亲贺龙被迫害至死。当晚大雷雨。其后连续三年，每年6月9日大风雷雨，传言终于出来，都说这是天哭元帅沉冤不得昭雪。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要为贺龙平反。”也怪，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
“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