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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
‘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
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
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M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
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
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
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
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谈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赎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专
政’。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
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姬乘坐一辆汽车，伊
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
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
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
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
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
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
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
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作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
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
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
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
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
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
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
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
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
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
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
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
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
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
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据说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
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
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
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
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
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
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
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
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o，大
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
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
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
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
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
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
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
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
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
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
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
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
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
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
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
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
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
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
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
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
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
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
～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
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
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
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
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
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
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
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
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
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
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
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
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
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
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
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
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
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
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
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
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
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
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
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