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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
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
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
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
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
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
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
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
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
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
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
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
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
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
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
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
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
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
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
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
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
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
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
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
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
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人名单”中，并通过这张
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
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
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
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
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
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
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
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
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
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
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出发点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
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
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
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
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
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
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
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
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
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
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
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
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
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
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
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
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
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
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
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
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
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
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
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
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
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
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
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
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
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
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
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
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
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
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
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
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
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
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
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
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
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
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
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
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
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
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
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
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
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
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
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
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
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
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