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
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
体作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
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
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
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
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
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
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
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
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
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
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
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
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
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
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
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
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
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
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
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
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
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
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
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
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
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
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
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
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
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
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
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
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
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
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
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
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
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
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
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
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
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
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
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
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
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
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
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
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
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
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
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
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
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
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
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
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
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
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
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没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
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
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
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
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
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
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
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
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
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
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
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
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
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
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
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
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
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
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
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