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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
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
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
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
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
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
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
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
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
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
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
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
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
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
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委去。”
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今天，我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
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
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
情也不易办到。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
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人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
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
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
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
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
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
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
住。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
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一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山沟
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
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
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
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
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
苦山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镣绕，黑色篱
笆曲曲弯弯
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
话）上空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
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
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
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风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
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
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
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
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
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
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
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
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
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
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
“中央” 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
眼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
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 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
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
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
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
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
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
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
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
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山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
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
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
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
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
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
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
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山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
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 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
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
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
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山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
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
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
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
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
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 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被请到边疆区党委那
里。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
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
势，在就共同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
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
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 大学的教育程度。然
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
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象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
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
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
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
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
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 垮掉了。
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
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