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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著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２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８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著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著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著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著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著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１０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