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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
“我们曾经失去过他们，丹尼尔，你是知道的，从我负责公益以来有三个。”
“他的机会怎么样？”
“非常小。他现在能活着全凭着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缓执行令的效力。这个延缓可能随时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执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没有多久了。”
“是的，我们为他操办上诉已有七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上诉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们为什么非去代理这个王八蛋？”罗森问。
“说来话长，但是和现在的事完全无关。”
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作了些显然很重要的笔记。“你不会认为你能瞒得住这件事吧？”
“也许。”
“也许，妈的。在他们杀死他之前，他们会把他炒成个名人。媒体的记者们会像一群狼一样围着他。你会被发现的，霍尔先生。”
“那又怎样？”
“怎样？那会成为特大新闻的，霍尔先生。你想想那头版标题吧——失散多年的孙子回乡挽救祖父。”
“别说了，丹尼尔，”古德曼说。
但他还继续说：“新闻界会充分利用它，你难道看不见，霍尔先生？他们会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疯狂。”
“但是我们热爱新闻界，是不是，罗森先生？”亚当平静地问，“我们是出庭律师。我们不是应该在镜头前表演的吗？你难道从不——”
“这点说得非常好，”古德曼插进来，“丹尼尔，也许你不该劝告这个年轻人回避新闻界。对你搞的一些花招噱头我们可以讲出不少故事来。”
“对，求你了，丹尼尔，别的你尽可以教给这孩子，就是不要讲关于媒体的废话，”威科夫说，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写的书。”
有那么一瞬间罗森显得有些尴尬，亚当仔细观察着他。
“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样的安排。”古德曼一边摆弄着领结一边研究着罗森身后的书架。“关于这事有不少可说的，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门大为有利。试想，一个年轻律师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杀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们——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不错，会有大量报道，但那能有什么害处呢？”
“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说着，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开始响起来，他把电话贴在下巴上转身躲到一边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们是不是显得挺无能？”罗森问古德曼。
“他本来就要死的，对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释说。
威科夫结束了他的通话，把电话放进口袋。“我得走了，”他说着便匆匆向门口走，神色有点紧张，“我们谈到哪儿了？”
“我还是不喜欢，”罗森说。
“丹尼尔，丹尼尔，从来都是个老倔头。”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双手支着桌子。“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你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
“确实是这样，他骗了咱们，现在又利用咱们。”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理智些，丹尼尔，他的面谈是在一年前，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们手头有好多紧迫的事要做。他聪明，工作非常努力，办事沉稳，又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有他是我们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们肯定不准备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律师都从这里开除吧。”威科夫冲亚当笑了笑。“附带说一句，所有的秘书都觉得他挺帅。我说把他送到南方去几个月，然后尽快让他回来。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门外，关上了身后的门。
当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涂抹时屋里静极了，后来他放弃了并合上了卷宗。亚当几乎都为他难过了，这是个伟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传奇人物，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大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经驾驭左右陪审团，吓倒对手，威胁法官，现在坐在这儿像个簿记员，竟为了委派新手承办公益诉讼项目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亚当从中看到了幽默、讽刺，还有可怜。
“我将同意它，霍尔先生，”罗森低沉的声音极富戏剧性，几乎像在耳语，好像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办完凯霍尔的事回到芝加哥时，我将建议你结束与库贝事务所的合同。”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亚当迅速回答。
“你向我们介绍你自己时作了假，”罗森继续说。
“我说过对不起了，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此外，你是头自作聪明的驴，狂妄而固执。”
“你也是，罗森先生。找出一个不狂妄而固执的辩护律师给我看。”
“确实挺聪明。享受凯霍尔的案子吧，霍尔先生，因为这将是你在这间事务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过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温和地说，“放松些吧，这里谁也不会被解聘。”
罗森用一个手指头愤怒地指着古德曼。“我发誓我会建议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议，丹尼尔。我会把它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罗森跳起来咆哮，“我现在就去游说。我会在这个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见！”他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只让目光越过桌子对面那排空着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齐地靠墙排列的法律书籍上。他们听着用力关门后那砰然的回声。
“谢谢，”亚当终于说。
“他不是个坏人，真的，”古德曼说。
“很迷人，一个真正的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