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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荣幸，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时右面牢房的古利特和左面牢房的亨肖突然都在离纽金特几英尺远的地方把胳膊从他们各自的门内伸了出来，听到萨姆的回答他们都笑起来。
纽金特用眼睛瞪着他们，清了清嗓子。“我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菲利普·奈菲授权我负责你的死刑执行事宜，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
萨姆仍专心致志地打着自己的信，他打错了个字母，嘴里诅咒了一句。纽金特还在等着。“我希望能占用你几分钟的宝贵时间，萨姆。”
“你最好还是称呼他凯霍尔先生，”亨肖帮了一句腔，“他比你要大几岁，他对这种事很认真。”
“你的靴子从哪儿搞来的？”古利特盯着纽金特的脚问道。
“你们两个给我退回去，”纽金特厉声说，“我要和萨姆谈话。”
“凯霍尔先生正忙着哪，”亨肖说，“也许你应该过一会再来，我很乐意为你安排个约会时间。”
“你是不是个军队里出来的呆瓜？”古利特问道。
纽金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左面，又瞥了一眼右面。“我命令你们两人退回去，听到没有，我要同萨姆谈话。”
“我们不服从命令，”亨肖说。
“你能怎么样呢？”古利特问道，“把我们关禁闭室呢？还是不给饭吃？锁到墙上？怎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
萨姆把他的打字机放到床上，走到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向着门外的纽金特吐过去。“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你的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有遗嘱吗？”
“那他妈的跟你没关系，遗嘱是私人文件，只有进行检验时才能给人看，而检验要等到人死了以后，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
“瞧他有多傻吧！”亨肖尖声说道。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利特也来凑趣，“奈菲从哪儿找这么个二百五来？”他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萨姆问。
纽金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物品。”
“都写在我的遗嘱里，行了吧。”
“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萨姆。”
“是凯霍尔先生，”亨肖又说了一句。
“麻烦？”萨姆问道，“我为什么要找麻烦？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我愿意同州政府通力协作。我是个不掺假的爱国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参加投票并缴付税金，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甚至到现在我也仍然深爱着我的州，即便它计划要毒死我。我是一名模范犯人，乔治，我不会找任何麻烦的。”
等候在A排监舍尽头的帕克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幕，纽金特则呆若木鸡。
“我需要一份经你认可的执行死刑见证人名单，”他说，“只允许两名。”
“我还没放弃努力，乔治，让咱们再等几天。”
“好吧，我还需要一份在你最后几天里的来访者名单。”
“巧了，今天下午有位医生要从芝加哥来看我，你瞧，他是位精神病医生，他要同我谈谈，看我到底疯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的律师就会马上去法院交涉，让你，乔治，杀不成我，因为我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会抽时间给你检查一下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亨肖和古利特听完萨姆的话大笑起来，很快这一排的其他犯人们也都加入进来笑成一片。纽金特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怒视着整个A排监舍。“安静！”他大声吼道，但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萨姆继续不停地从门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混乱之中不时可以听到口哨声和辱骂声。
“我会再来的，”纽金特怒气冲冲地对萨姆喊道。
“他还会再来的！”亨肖尖叫一声，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骚乱。指挥官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走去，当他快步走到楼道尽头时，整个楼层里响起了“嗨，希特勒”的喊叫声。
萨姆冲着门上的铁栏杆笑了笑。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他回到刚才的位置在床沿上坐下，吃了口干面包，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接着打字。
这天下午驱车去帕契曼远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车子由亚当驾驶，加纳·古德曼坐在前排座位上，他们一边讨论着方案并为最后时刻上诉及其执行步骤雨绞尽脑汁。古德曼打算在周末回孟菲斯，以便在今后三天中能够随时助阵。精神科医生斯温博士也在车子里，他是个冷冰冰不苟言笑的人，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高度近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来也不与人闲聊。由于后排座位上有他的存在，车子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融洽。从孟菲斯到帕契曼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体检由亚当和卢卡斯·曼安排在监狱医院内进行，那里的设施很是现代化。斯温博士明确表示在给萨姆进行体检时亚当和古德曼都不得在场，这对亚当和古德曼都是求之不得的。一辆囚车在监狱门口处等着他们，并载着斯温博士去了位于农场深处的监狱医院。
古德曼已有很多年未见到卢卡斯·曼，他们像老友般地握了握手，两人很快便沉浸到有关行刑的轶事传闻里面去了，亚当对萨姆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很欣慰。
他们从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个停车场向行政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小房子走去，那是一间餐厅，紧倚着旁边的一个小旅馆而建。这间餐厅名叫就餐处，专门用于为监狱的职员和雇员提供工作餐，其所有权归州政府，里面不备烈性酒。
他们喝着冰茶，谈论着死刑的前景。古德曼和曼一致认为死刑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普遍，美国最高法院仍在继续向右转，对无休无止的上诉已然感到厌倦。下级联邦法院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再加上参加陪审团的美国人对社会上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关切，目前对死囚犯的同情已少得可怜，而铲除那些杂种的愿望却日渐强烈。联邦政府在反对死刑基金会组织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律师和事务所也大多不再情愿义务为大量死刑犯劳神费力。与愿意接手死刑案的律师数目相比，死囚犯的人数呈飞速增长之势。
亚当对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不耐烦，有关情况他已听过和看过不下百次。他说了声抱歉便去餐厅角落里找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位年轻的秘书说费尔普斯不在，但他给亚当留了口信：莉无任何消息。根据时间安排她会在两周内出庭，也许那时她会露面吧。
就在达琳打印斯温博士出具的检查报告时，亚当和加纳·古德曼也正在起草随附的诉状。那份字迹很潦草的报告有二十页之多，听起来像是一曲柔婉的乐章。斯温只是一条花钱买来的枪，是一个肯向任何出价最高者献媚的婊子，亚当对他和他那一类的人深恶痛绝。斯温博士以一名专业证人的身份周游全国，今日云明日雨反覆无常，一切都取决于谁的钱口袋最满。不过眼下这个婊子归他们所有，而且他干得也的确很出色。萨姆正在经受着晚期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他的心理机能已退化到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三十八
加纳·古德曼周三上午没有回芝加哥，而是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杯咖啡和吃一只冰冷的新月形面包卷。他在机场租了辆车便径直奔州议会大厦而去。由于议会处于休会期，门前停车场上空位很多。同许多美国内战后重建的县府办公大楼一样，州议会大厦坐北朝南威严矗立。他停下脚步欣赏着为缅怀战时南方妇女而修建的纪念碑，但他用了更多的时间细细打量大厦门前台阶底部的那些非常好看的日本木兰花。
四年前，就在梅纳德·托尔执行死刑前的数日里和数小时中，古德曼曾有两次同样的造访此地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当时是另一个州长，另一个当事人，另一个案件。托尔在一次持续了两天的疯狂谋杀案中连杀数人，当时很难唤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他希望萨姆的案子能有所不同，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用不了四五年的时间也许就会死去，他的罪行对许多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而言已成了过去的历史，而且已经无休无止地持续了这么多年。
古德曼整个上午都在排练他的既定节目。他走进议会大厦，再一次为它的优美所折服，这简直就是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的小型翻版，里面简直无一处败笔。它是一九一○年由监狱的犯人们修建的，密西西比州当时利用与铁路部门打赢的一场官司所得的收益为自己建造了这座丰碑。
他走进设在二层的州长办公室，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一位很可爱的接待员。她说今天上午州长不在，又问他是不是要安排一下约会。古德曼说不用了，但同时解释说他的事非常重要，可否见一下州长的首席顾问安迪·拉雷莫尔先生？
女接待员打了几个电话，古德曼在一旁等着，半小时后，拉雷莫尔先生出现了。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后便一同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两旁像迷宫般排布着一间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办公室。拉雷莫尔的小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堆得满满的，很像他本人的模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腰部明显有些弯曲，几乎没有脖颈，长长的下颏垂在胸前，每当他讲话时，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便紧缩成一团，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有些恐怖，古德曼拿不准他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但他一定是个天才。
“今天上午州长去保险商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拉雷莫尔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像是拿着件什么宝贝，“然后他去访问城内的一所公立学校。”
“我会等他的，”古德曼说，“事情非常要紧，我先四处转转等他回来。”
拉雷莫尔将一沓纸往旁边推了推，然后把手交叠着放到桌面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萨姆的孙子出了什么事吗？”
“噢，他仍在继续他的工作，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我来帮他一把。”
“我们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拉雷莫尔说，他的脸在说话时拼命往中部挤，每说完一句话后再放松开来，“看样子这回是不可救药了。”
“通常都会这样，”古德曼说，“州长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有多大的兴趣呢？”
“我肯定他有召开听证会的想法，但批准赦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敢说你也一定知道，有关的法令赋予州长很大权限，他可以赦免死刑并立刻假释犯人，他也可以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是更轻的刑罚。”
古德曼点点头。“我有希望见他一面吗？”
“按计划他会在十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会跟他讲你的事。他也许会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所以在一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点时间，那时你能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