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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很快又向美国最高法院请求下达案卷调取令，实际上是要求最高法院对萨姆一案进行复审。由于最高法院同意这种请求的案例极其罕见，所以当最高法院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日同意对萨姆的定罪进行复审时，着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美国最高法院在对一事不再理这一争点上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改变。由于克洛维斯·布雷泽顿从中作梗，萨姆最早的两个陪审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才影响了进程，所以第五修正案的一事不再理条款对萨姆不适用。前两个陪审团并没有宣判他无罪，因为当时不可能作出裁决，所以重新起诉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数裁定萨姆的定罪成立。于是凯斯又马上请求重新审理，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在审判和向密西西比高级法院上诉期间，萨姆始终聘请凯斯做他的代理律师。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后，凯斯的工作便一直不再有报酬，他的诉讼代理合同已经到期。他给萨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明萨姆已经到了重新作出安排的时候，并得到了萨姆的理解。
凯斯还给他在华盛顿美国人权联盟的一位律师朋友写过一封信，那位朋友又给他在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好友E．加纳·古德曼写了信，这封信送到古德曼手中恰逢其时。萨姆去日无多正处在绝望的境地，而古德曼当时正在物色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了信件往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库贝法律事务所保护白领罪犯权益部门的华莱士·泰纳向密西西比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定罪后减刑的请求。
泰纳提出了在审判萨姆一案过程中的许多失误，包括允许使用乔希和约翰·克雷默血淋淋尸体的照片。他对陪审团的选择提出抨击，他申辩说陪审团中黑人多于白人是麦卡利斯特蓄意安排的结果。他指出由于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六七年的社会环境业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审判不可能公正。他坚持说主审法官对审判地点的选择有失公允。他又重新提出了一事不再理和及时审判的争点。总而言之，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在请求书中共提出了八项不同的争点。不过，他们并没有坚持提出由于辩护律师工作不力给萨姆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是所有死刑犯都会作出的最主要申诉。本来两位律师有这方面的考虑，但萨姆坚决不同意。由于该项请求对萨姆所喜欢的本杰明·凯斯律师进行了人身攻击，所以萨姆最初曾拒绝签字。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驳回了有关定罪后减刑的所有请求。泰纳又一次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不同意调案复审。他随即向密西西比联邦法院递交了萨姆的第一份求助于人身保护令和缓期行刑的请求。自然，请求书非常之厚，囊括了曾经向州法院提出过的所有争点。
两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地区法院驳回了有关减刑的全部请求，泰纳又上诉到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该法院很快便确认了其下级法院的否决。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泰纳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复审的请求，又一次遭到驳回。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泰纳和古德曼再次作了艰苦努力，向最高法院请求诉状移送令。一周后，萨姆写了他给古德曼和泰纳一系列信件中的第一封，扬言要炒他们的鱿鱼。
由于最高法院同意了对佛罗里达一桩案件进行调案复审，泰纳抗辩道该案提出的争点与萨姆的非常相近，而且最高法院已经同意了全国各地十数起同类案件的缓期执行死刑的请求。他的这一抗辩大获成功，最高法院参照该案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同意了对萨姆的最后一次缓期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一案的审理和辩论一再延期，在此期间萨姆一案未曾提出过任何新的申诉，而萨姆却开始了自己摆脱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努力。他亲自提出了几次搞得很不成样子的请求，很快遭到驳回。不过，他却成功地得到了由第五巡回法院下达的一纸命令，有效地终止了他的代理律师们所进行的此项义务法律帮助计划。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五巡回法院允许他自我代理，同时加纳·古德曼也停止了他为萨姆·凯霍尔进行的上诉活动，但停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一九九○年七月九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萨姆死刑的缓期执行。当年的七月十日，第五巡回法院也停止了对萨姆死刑的缓期执行，同一天，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将死刑执行时间确定为八月八日，也就是四周以后。
上诉之战历时九年，萨姆的人生终于只剩下了十六天的时间。
二十九
死囚牢房在平静的气氛中捱到了中午。各式各样吱嘎作响的风扇在一间间狭小囚室的屋顶上嗡嗡地转动，徒劳地搅动着正午时分越来越凝滞的空气。
早间电视新闻充斥了关于萨姆已经输掉最新一轮上诉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斯莱特里的决定在全州范围内被大肆宣扬，似乎萨姆一案这次真的要盖棺定论了。杰克逊市一家电视台的倒计时在继续进行，时间只剩下十六天了。在萨姆那张旧照片的下面印着一行粗粗的黑体字，十六天！化妆有术而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记者们瞪着目光炯炯的双眼在摄像机前滔滔不绝地作着毫无顾忌的预测：“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萨姆·凯霍尔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许多人都坚信他的死刑一定会在八月八日如期进行。”接下来是体育节目和天气预报。
死囚牢房里却听不到多少议论，也没人大喊大叫，囚室之间传递纸条的也少了。一次死刑已经迫在眉睫。
帕克警官在A排监舍内踱来踱去，脸上露出笑意。以往他每天面对的不是抱怨就是牢骚，而眼下却一反常态。死囚犯们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律师和上诉的事。在过去两周里，犯人们最经常提出的要求就是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帕克并不希望再次执行死刑，但他的确很喜欢这种宁静。同时他也知道这种宁静是暂时的，如果萨姆明天又得到了缓期，牢房里马上又会乱成一锅粥。
他在萨姆的囚室门前停下脚步。“该放风了，萨姆。”
萨姆正在自己的床上坐着，像往常一样边打字边吸烟。“几点了？”他问道，说着把打字机推到一边站起身来。
“十一点。”
萨姆转过身去背对着帕克，同时把双手从门上的开口里伸出去。帕克小心翼翼地将他的两只手腕铐在一起。“一个人吗？”他问。
萨姆倒背着手转过身子。“不，亨肖也想去。”
“我会去带他，”帕克说着冲萨姆点点头，然后又朝着走廊的尽头点点头。这时牢门已经打开，萨姆跟在他身后，经过一间又一间囚室向前走着。各囚室里的犯人此时都倚在各自的铁栅栏门上，手臂搭拉在门外，神情专注地望着从他们面前走过的萨姆。
两人又经过几间囚室往前走了一段后，帕克打开了一扇没刷油漆的铁门。这扇门通往牢房的外面，阳光从门口照射进来，此时是萨姆在放风期间最讨厌的一刻。他来到外面的草地上，紧闭着双眼等帕克给他开手铐，然后他慢慢把两眼睁开，逐渐适应着那刺眼的阳光。
帕克又默默地走回牢房，萨姆站在原地足足有一分钟没动地方，炫目的阳光刺得他脑袋突突作痛。他对炎热的天气倒并没有感到不适，因为里面也是一样的热，但每次刚从牢里出来时他的头都会被激光束般的阳光弄得像要炸开似地疼痛。买一副帕克戴的那种太阳镜当然不在话下，只是那样做过于敏感，太阳镜不在死囚犯可以拥有的物品之列。
他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在修剪过的草地上，目光投向围墙外面的棉田。这片放风的场地只不过是一块被围起来的脏兮兮的草地，里面放着两只木制长凳和一个非洲人玩的那种篮圈，这里的警卫和囚犯们都称其为牛栏。萨姆曾经仔细丈量过这块地方不下几千次，而且将他的丈量结果同其他囚犯作过比较。这个院子有五十一英尺长，三十六英尺宽，围墙高度为十英尺，上面还有八英尺高的铁丝网。围墙的外面是一片草地，再往远处一百英尺便是主围墙，由岗楼上的卫兵把守着。
萨姆顺着围墙一直往前走，到头后又转身九十度继续他那习惯性的动作，边走边数着步数。五十一英尺乘三十六英尺。他的四室为六英尺乘九英尺，法律图书室为十八英尺乘十五英尺。会客室中囚犯待的一侧为六英尺乘三十英尺，曾经有人告诉他毒气室为十五英尺乘十二英尺，而毒气问本身只是一个四英尺见方的正方形空问。
在被监禁的头一年里，他还曾沿着院子的四周小跑过，以便能够出出汗和使心脏受到锻炼。他也曾向蓝图里投过篮球，由于一连几天都没有投中一个，以后就放弃了。后来，他终于停止了一切锻炼活动，只是利用这段时间来享受囚室外的自由。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养成了站在围墙边上向外张望的习惯，他的目光越过绿地投向远方的树林，那里有他幻想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由、高速公路、垂钓、美食，偶尔也会想到性。他似乎能看到他那个位于福特县的小农场就夹在不远处的两片树林之中。他幻想着自己在巴西或阿根廷或其他的什么逍遥自在的地方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接下来他会止住遐想。他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围墙外面，好像会出现奇迹把他从这里带走。他几乎总是独自一人边踱步边抽烟，他最剧烈的活动就是下跳棋。
牢门又一次打开，汉克·亨肖从里面走了出来。帕克给他取下手铐时，他的眼睛用力眯起看着地面。待手铐取下他马上揉了揉手腕，然后又伸了伸腰和腿。帕克走到一个长凳前把一只旧棋盘子放在上面。
两个狱友注视着帕克，一直目送他离开。然后他们来到长凳前跨骑在棋盒两侧各自应坐的位置上。亨肖数着棋子，萨姆小心翼翼地把棋盘在长凳上摆放好。
“该我执红子了，”萨姆说。
“你上次就是执红，”亨肖盯着他说。
“我上次执黑。”
“不对，上次我执黑。这回该我执红。”
“你瞧，汉克，我只有十六天活头了，我说执红就应该执红。”
亨肖耸耸肩让了步，两人小心谨慎地把棋子摆好。
“恐怕你还想先走吧，”亨肖说。
“那还用说，”萨姆边说边将一只棋子移到一个空格里，两人的比赛就此开始。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四周的土地，他们身上的红色囚衣很快便贴在了身子上。两人穿的都是橡胶拖鞋，没有穿袜子。
汉克·亨肖今年四十一岁，已经在死监里蹲了七年，但至今还是没有指望进毒气室。由于在审判中出了两个很要命的差错，没准亨肖会很体面地得到平反并走出死监。
“昨天的消息可不大好，”萨姆正在琢磨下一着棋时汉克·亨肖说。
“是啊，是有些不妙，你说呢？”
“的确，你的律师怎么讲？”两人在说话时目光都没有离开棋盘。
“他说只要我们努力就还有机会。”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亨肖边说边走了一步�